仔細想想，是不是主要、優先與先進的西方打交道，還是比主要、優先與更落後的非西方打交道有更多的、更可預期的利益？這是不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能取得巨大進步的，僅次於國內開放民營經濟的最大訣竅？
現在再說另一個事。自1993年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一來，這個理論在世上廣泛傳播，但并未成為西方的主流基礎政治理論。
自特朗普競選總統以來，在他的前智囊兼國師班農為首的一批人的鼓動下，這個理論有個更廣泛的發展與傳播，儼然慢慢地變成了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前在美國各界頗有勢力的“擁抱熊貓（Hug panda）”派已經近乎完全失勢。
美國對中國的忌憚已經在全面傳播。比如，在美國科技界工作的中國人已經廣泛地受到騷擾監視，日漸成為不受信任的另類。連中國留美的大學生都開始廣泛受到冷遇。中國赴美的投資去年銳減80%以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綫已經變得非常頻繁。如此等等，變化已經遠超貿易界。大家絕不可以對這個大變局掉以輕心。
4月29日，在一個由美國智庫新美國和亞利桑那大學共同舉辦的美國未來安全論壇中，身為黑人女性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表示，“中國與美國的競爭，不僅局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她居然把以前的美蘇冷戰稱之為“西方文明的內戰”，（這樣說來，一戰二戰都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與中國的爭執則是更高一級的“文明外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修昔底德陷阱還要大的陷阱，筆者懇切地希望中國當局保持萬分的警惕，不要陷進這樣的話語對抗體系，因為它會讓整體的西方乃至加上俄國更加容易地凝聚到一起來遏制中國或與中國對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