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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終要展現於天下四方的是其文化價值觀 |
中評社╱題：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化價值觀的三個層次 作者：謝茂松（北京）,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讓西方歐美發達國家一時難以適應。他們的情緒很複雜，一方面他們需要中國的市場與資金，想搭中國發展的順風車；一方面又心理不平衡，將中國人視為暴發戶，還充滿種種疑慮，甚至焦慮、恐懼中國很快也會在他們引以為傲、一直壟斷的高科技上超越他們。
中國的復興如旭日東昇，它在世界最終展現的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中國的偉大復興是在富強基礎上更為規模弘遠的文明復興，“文明”就是作為《五經》之首的《周易》中代表太陽的離卦：“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光明連續不斷而普照四方，代表著“正道”，今日中國的發展正是具有“正道”意義。中國最終要展現於天下四方的是其文化價值觀，中國歷史上為周邊所吸引，也正因其被視為“禮義之邦”的文化吸引力；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就中國內部而言，也正在於其“禮義”的文化價值觀之維繫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從而能可久可大。
一、中國價值觀對於西方的“經濟人”的超越
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學術界開始從亞洲價值觀的角度來解釋包括中國、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的動力。亞洲價值觀包括重視勤勞、節儉、教育、組織、紀律、長遠利益等，但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反過來讓西方質疑亞洲價值觀的有效性。西方向來是以成敗論英雄，所以今天中國經濟在全球化之下的高速發展，歷史文化與價值觀重新成為西方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重要框架。但中國經濟的成功其實有超越西方經濟學對於人作為“經濟人”的假設的面向，如果不能深刻理解這點，那中國人在世界的形象還是暴發戶，根底上還是對於西方經濟人的效仿。
對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及其資本主義精神，歐洲各國一流的思想家們一直有著非常深刻而尖銳的批判。德國的馬克斯·舍勒批評資本主義不是將世界看作是有機的家園，而是看作冷靜計算和工作進取的對象；批評資本主義類型的人基於人對人的根本不信任而摧毀了一切共同體，最終把人引向外在的法律契約和利益結合。舍勒也提及俄羅斯的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諷刺資本主義市民化。①英國的卡爾·波蘭尼批判資本主義對於社會的破壞，提出保衛社會。②歐盟的構想者、法國思想家科耶夫最早提出歷史終結論，衹不過他的歷史終結論完全不同於後來特用大用其說法的學生福山。科耶夫批評世界歷史將終結於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經營逐利、消費滿足的粗俗化；他為日本藝術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從而提出“新拉丁帝國”的理念以對抗美國資本主義，新拉丁帝國就是要重建法國等天主教、拉丁國家優雅、藝術化的生活方式。③
二、禮：中國文化的最底層結構
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價值觀是對於西方經濟人的超越。面對西方發展了500年的自由資本主義及其價值觀在全球的強勢，中國之所以能夠超越之，來自於中國文明最底層的結構與秩序，這就是“禮”。禮貫穿於政教秩序安排之全體，從國家、政治的角度分言之為“禮治”，從社會、教化的角度分言之為“禮教”。在禮文化中，政與教合一；統攝於禮的政教合一，不同於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文明的政教合一。人類學家張光直把世界上的文明分為原生道路與次生道路文明這兩大類：中國是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則是一次次斷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普遍性，次生道路文明反而是例外的。
張光直從文明連續性的角度提出中國是原生道路文明，但卻沒有進一步解釋為何是原生？什麼是原生？中國文明能夠連續不斷裂的原因、動力所在？筆者對此提出一種看法：中國作為原生道路文明之“原生”，在於禮之延續與更新、轉化。
西方文明的政教傳統分別是古希臘雅典傳統與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傳統，後者不是來自歐洲文明自身的，而是來自歐洲外部的中東，故而二者之間存在矛盾衝突。而中國文明的政教即禮治、禮教則是其所自身固有的禮的一體兩面。
“禮”是原生的，自然形成、發展，為中國所固有，並且幾千年來一直連續不斷，而世界史上其他國家、民族，對於“禮”則或缺少，或最初也曾擁有，但後來由於文明的斷裂而最終沒有延續下去。唯獨中國的禮文化是一直延續至今的。這本是文明發展的常態，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日本人、歐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國歷史為標準，所以把中國史的發展視為不正規，但這卻是謬誤的。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文化確是真正順理成章，最自然地發展起來的。”④他認為，中國文化發展過程才是正常的歷史發展軌跡，而國民是有年齡的，中國的國民已是富年，而日本、歐美尚屬於幼小。他更進一步指出：“縱觀中國過去的經歷，從某個時代以來的歷史，是其他國家的國民——當然像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除外——尚未經歷過的，這暗示著這些國家的國民還要經歷的一種狀態。像日本或歐美各國那樣，自認為其民族生活要比中國進步，這些想法不用說是大錯特錯。”⑤晚近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認識到現代國家的官僚制，中國在兩千年的秦朝就已確立，中國在這點上領先世界兩千年。
理解“禮”之為中國文明的底線結構，周公“制禮作樂”，集夏商周三代禮之大成，可謂是歷史重大時刻，孔子繼周公之後而“周孔”並稱，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針對子張之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的回答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八佾》）百世為三千年之後，孔子點出了禮文化所具有的價值普遍性以及“可長可久”的文明連續性。
周禮之根本為分封制和宗法制（嫡長子繼承制）相結合。西周以分封制分封諸侯，周天子與同宗諸侯為叔伯關係，同時，異姓諸侯則通過聯姻而有甥舅關係，所以在西周分封與宗法一體，“國”與“家”一體。秦漢以後，封建制變為郡縣制，國與家在政治上分開了，但在倫理上卻通過擬血緣的類推而依然聯結，即“父母官”。《詩經·小雅·南山有台》說：“樂衹君子，民之父母”；《禮記·表記》說：“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東漢《白虎通義·號》引《尚書》“天子作民父母”。由此，郡縣的政治原理，成為“家”的原理的推擴，官、民的關係被自然比擬為父母官與子民的關係。
封建易為郡縣後，由於擬血緣的類推，整個社會國家重新被看作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宗法共同體，“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中國原生道路文明之為原生，連續不斷裂之所在，就是北宋張載在《西銘》所表述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髙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徳，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宋代承五代之大亂，其所面臨的古今之變，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古今之變一以貫之的都是宗法問題。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種種實踐、調適，亦有與中國歷史上的古今之變具有相通的問題，社會主義本身是否也可視為新的擬宗法共同體呢？
宗法精神亦灌注於中華民族之融合，《禮記·禮運》說：“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語·顏淵》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觀念盛行於中國，這也就有南北朝時，匈奴人劉淵尋找和漢族的共同祖先，自姓劉，立國號為漢，此後鮮卑人自視是黃帝的後裔，羌自視為舜的後裔。
從禮的延續與轉化中，我們看到了禮作為底層結構並連續而未斷裂。這並不否定禮本身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更新，也不否定歷史長河中有禮壞樂崩，但卻總是能一次次重建、更新，剝極而必複。當上層、國家、朝廷大亂、政治失序時，民間基層社會的宗族就起到了社會自組織的重新整合社會的作用；而當朝廷、社會上下都失序而大亂，如到五代亂到極點、文明也墜落於谷底之後，則剝極而複，有北宋之興起：一方面是出身於武人的宋太祖趙匡胤優禮、不殺士大夫而興文教；另一方面是，中國文明的三代理想社會及其禮作為理想原型，激發宋儒致力於重建禮教、宗法的持續工作。
故而禮之連續，並非是停滯沒有變化，而是古今一體與古今之變的張力，《禮記·禮器》說“禮，時為大”。所以在把握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時，深刻理解連續中所具有的一以貫之、不變之“道”、“道之常”的同時，也要把握中國歷史上一次次的“古今之變”，把握延續中的損益、變遷，以及不變與變的統一關係。
三、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化價值觀的高、中、低三個層次
禮作為中國文明的深層秩序，政、教皆從此發生。在中國文明的脈絡裡，禮與樂合稱，即禮樂，代表了禮文化內部的張力。禮樂文化包括內在的文化價值觀與外在的儀式兩部分，內外相交養，缺一不可。
《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樂又被上升到天地之序與天地之和的高度：“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記·樂記》）禮、樂所抽象的價值原則為別異與合同的張力，也就是秩序與和諧的張力。禮、樂也被表述為親親與尊尊、仁與義、愛與敬，其實是一個東西。程頤辨析親親與尊尊、仁與義的關係：“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程頤《程氏遺書》卷二十五）親親是以家、家族、宗族為社會的核心結構，其原則是孝悌，由近及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尊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在政治上則是士大夫政治。家與國的關係是移孝作忠，忠君就是孝父，君在古代被稱為“君父”，忠君愛國是一體的。中國政治是禮教政治、德性政治。中國作為廣土眾民之大國，治理這樣的大國不能衹是單純依靠政治權力，這樣的成本太大，還需要傳統的宗法思想和宗法感情，用此精神的力量凝聚社會上下。
周禮是政治與教化合一，政刑禮樂融合為一，習禮、掌握禮者為士君子。後世則稱君父、官師，擬君為父，擬官為師，除了行政之種種政事，更為優先的是化民成俗之教化功能，不然則僅是俗吏而已。隋唐以下的科舉制表面看來衹是考試制度、官員選拔制度，好像不屬禮教，但其實是得禮治之精神，即得禮教之“尊尊”、尊賢精神，學而優則仕，士大夫政治也就是禮治，治、教重新合一。而法家僅取周禮中所有的行政之一端，而遺落了教這一端，而成其為法家，為“法治”，有其偏失，最終與儒家合流，即法家的儒家化，禮法合一。
禮作為傳統的連續性是活著的傳統，如水流一樣，無分過去、現在、未來之水。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禮樂精神呢？在政治層面，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政治是對於傳統士大夫政治的繼承與轉化，其精神正是“禮”之精神。
對於禮樂文明在周代以下的連續性以及“禮，時為大”的變遷把握了之後，則可以理解今天中國的文化價值觀。今天讓海外消除對於中國的誤解、疑慮，讓海外開始理解中國的價值觀，可以分高、中、低的三個層次來談。低者，就是中國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道器合一，在器中把道講出來。中者，即是儒家的道高明而極中庸，主要是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道德，這也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高者，則是這一整套“中庸”、中道的制度背後一以貫之的“正道”，即文化價值觀，這一套文化價值觀作用於每個中國人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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