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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性復工復產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中國市場循環的常態化必須轉向快速收縮不斷擴大的供需缺口。 |
中評社北京7月9日電／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參數出現了大幅度的反彈，復工復產的進程取得超預期的勝利。
人大重陽網發表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文章表示，要深入研判下半年經濟的走勢和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重點研究：一是中國經濟取得超預期反彈的核心原因是什麼？二是這種反彈的性質是什麼，內在機理是什麼？三是外資外貿逆勢上揚是否就意味著中國外部環境已經渡過了其最艱難的時期？四是3.6%以上的財政赤字率似乎比很多國家財政擴張的幅度要小，中國財政政策的規模是否足以充分應對當前疫情和經濟復甦，未來調整的空間是否很大？五是貨幣政策面臨結構性存款上揚、脫實向虛加劇、金融泡沫初現以及對實體經濟的滲透性大幅度下降等問題，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應當做出大的收縮？六是下一步經濟復甦的關鍵在哪兒？
文章分析，問題1：當前超預期反彈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5月中國宏觀經濟參數反彈發生質的變化。一是發電量連續兩個月正增長，到5月達到4.3%，比去年年底和同期增速分別高0.8個百分點和4.2個百分點，僅低於過去5年平均增速1.1個百分點；二是貨運量由負轉正，5月達到0.4%；三是工業增加值增速連續兩個月轉正，達到4.4%；四是服務業生產指數由負轉正，5月達到1%。由此測算的5月供給側參數對應的名義GDP增速達到2.25%，由此宣告中國供給側復甦基本完成，中國成為新冠疫情之中第一個取得疫情阻擊戰和供給側復工復產勝利的大國。但是，按照3-5月期間世界各個團隊預測的結果是，中國經濟難以在上半年轉正，全年僅為0.5%-1.8%。取得這種超預期的反彈的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1）利用舉國體制和制度性顯著優勢取得疫情阻擊戰的勝利，為復工復產奠定了社會衛生安全基礎。
2） 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制度優勢，利用行政力量打通資金流、人力流、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堵點和斷點，成功實施全產業鏈和全域性復工復產，全面加速供應鏈復甦和供給側參數常態化。
3）中國經濟的巨大彈性韌性是快速復工復產的基礎。(1)大中型企業和主幹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相對健康。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56.8%，比去年年底上升了0.2個百分點，與去年同期持平，優於2014-2015年的狀況；(2)金融市場十分穩定，沒有發生歐美金融市場極端的震蕩，避免了流動性危機，為整體經濟和疫情救助提供了良好的資金支持。2010年1月20日上證指數為3046.9，到6月20日為2967.6；債券市場違約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從2018年0.88%、2019年0.76%下降到今年4月的0.71%，而債券融資同比多融資2.8萬億；(3)中國較高的宏觀儲蓄率和居民儲蓄水平很好緩衝了疫情大停擺帶來的居民收入-支出困境，為中國選擇疫情嚴控管制和保持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物質經濟基礎。40%多的宏觀儲蓄率和88萬億居民儲蓄是中國經濟緩衝疫情停擺的關鍵。(4)健全的國內供應鏈、產業鏈和生產體系可以很好依賴自身力量進行全產業鏈和全地域復工復產；(5)龐大的市場和內部需求為內部經濟大循環的啟動提供了很好的動力源。(6)新時代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新動能的構建為中國經濟抵禦新冠疫情奠定了經濟基礎，特別是降杠杆和金融風險的防抗保證了中國金融市場在疫情衝擊下的穩定和資產負債表的穩定，調結構和新經濟建設保證了中國無接觸經濟的發達和在疫情期間大量網上辦公和網絡經濟能夠持續。
問題2：這種反彈的性質是什麼，內在機理是什麼？
各類參數的反彈是行政性復工復產的產物，很多參數的近期變化表明行政性復工復產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中國市場循環的常態化不能依靠行政性復工復產，必須轉向快速收縮不斷擴大的供需缺口。其中最為重要的證據就是供給側參數反彈更為迅猛，而需求側參數反彈相對滯後，供需缺口在復工復產的進程中加速擴大。這種沒有市場需求支撐的復工復產在本質上是行政化的產物，是中國制度顯著優勢的又一體現。但必須明確的是，這種行政性的復工復產難以在中期持續，難以直接轉化為市場自我良性循環，如果沒有快速縮小擴大的供需缺口，過度行政化復工復產反而會成為二次停工停產的原因，並成為市場經濟循環常態化一個關鍵堵點。具體而言，下列數據說明了當前參數反彈的性質，說明了行政性復工復產已經推動到它的盡頭，我們很難依靠行政性復工復產使各類指標進一步地持續上揚:
第一，各類高頻數據反彈迅猛，但絕對水平依然沒有達到常態化水平，不宜過度解讀。6月的第一財經中國高頻經濟活動指數為86%，還沒有達到常態化的100%。
第二，將5月的供給側與需求側參數進行GDP名義增速核算表明，供需缺口在不斷擴大，復工復產在全產業鏈、全區域的行政推動下，供給側復甦明顯。5月份，供給側參數對應的名義GDP增速已經達到2.25%左右的正增長，但是需求側對應的名義GDP增速卻是-1.7%左右，供需缺口能夠達到差不多4個多百分點。
第三，各類價格參數持續回落進一步說明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已經快速顯化，並成為復工復產的最大阻礙。CPI 和PPI5月較3月分別下滑了1.9個百分點和2.2個百分點，代表總供給與總需求狀況的核心CPI在5月僅為1.1%，比3月下滑0.1個百分點，GDP平減指數5月開始接近於0，較3月下滑了1.4個百分點。這些參數都表明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已經顯化並將進一步惡化。這將導致我們在復工復產之後沒有足夠的需求和訂單，從而導致復工復產出現二次停工停產。PPI持續4個月負增長表明新一輪工業蕭條已經出現，PPI環比負增長和同比負增長及其進一步擴大必將使復工復產的企業面臨持續的虧損，甚至破產。
第四，大型企業、大型項目與中小企業的分化、復工復產率與達產率的分化說明復工復產面臨瓶頸性約束。工信部公布，到5月底，中小企業復工率達到91%，大型企業已經達到了99%；到6月份，很多企業復工復產率很高但達產率和產能利用率卻很低，只有5%的企業達產率達到了9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還有15%達產率不足50%，規模以上服務業還有30%企業達產率不足50%，有資質的建築業40%企業達產率不足50%。這些數據說明，復工復產的行政化推動已經達到極致，復工復產率提升速度的下滑以及達產率的低迷說明復工復產面臨明顯的瓶頸約束，有效需求不足是復產率和達產率進一步提升的核心障礙，中國經濟在完成行政化復工復產，開始步入到經濟循環市場化加速的破冰時刻，需求刺激的大推動十分重要。如果任由復工率與達產率長期分化，復工復產企業受到的成本衝擊將越來越大，宏觀經濟的供給損失也將進一步加大。目前是穩定內部經濟循環的窗口期。
第五，就業問題還沒有完全顯化，隨著市場循環的常態化，企業倒閉、就業質量惡化以及失業等問題將逐步抬頭。在全面停工停產的行政管控以及政府救助之下，並不存在企業倒閉問題和失業問題，但是在復工復產和救助結束之後，沒有市場訂單的企業必定將面臨二次停工停產和大規模解聘工人的衝擊。所以5月份幾個參數證明下一步的就業問題將進一步嚴峻。一是按照天眼通數據顯示，接近50萬家企業已經倒閉，遠遠大於去年同期；二是智慧足跡大數據表明，由於企業裁員和倒閉導致很多返城打工的農民工出現返鄉潮，占外出農民工總比重在5月22號已經達到了7.5%，個別省份已經達到了11%；三是大量企業開工不足，工人有效工作時間不足常態的80%。
問題3：外資外貿的超預期增長是否意味著中國外部衝擊的最艱難時刻已經過去？
在研究中國宏觀參數反彈性質中必須研究近期外資外貿超預期反彈的原因和機理。在1季度，所有市場主體和分析團隊都預計，由於全球經濟的深度下滑、全球貿易的深度收縮、貿易衝突的加劇、全球供應鏈的重構以及“去中國化”抬頭等因素，中國出口和外資將在2季度延續1季度深度下滑的態勢。但是，外資外貿3月份到5月份卻出現了逆勢正增長，4月份按人民幣計價出口同比增長了8.1%，5月份我們出口同比增長了1.4%， 4月份全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1.8%，其中中美衝突的產業焦點——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2.7%，信息服務、電子商務服務、專業技術服務同比分別增長46.9%、73.8%和99.6%。
導致這種超預期逆勢上揚的原因有幾個：一是中國在4月8號武漢開城之後進行全面復工復產，使中國出口供應鏈和產業鏈得到很好恢復，這說明，中國經濟內部大循環和產業鏈是出口能力和競爭能力的根本，只要我們自己不亂陣腳，就能夠很好應對外部衝擊。二是2-3月由於供應鏈與產業鏈斷裂而中斷的訂單出口在4-5月得到補償性的彌補；三是世界疫情蔓延，特別是第三波在墨西哥、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蔓延，導致這些國家的出口能力下降，抗疫物資需求上揚，中國產能和供應鏈的全面恢復正好彌補了這些市場空缺；四是已經近半年的世界疫情的蔓延和疫情防控讓大部分跨國公司和外資明白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在這個風雨飄渺的世界經濟之中，只有保住中國市場以及在中國的供應鏈才能穩住其基本盤！因此，疫情導致這些世界經濟主體反而看好中國，反而進一步布局中國。這導致各種直接投資和外商出口逆勢上揚。
但我們不能就簡單地得出我們的外部衝擊已經減弱，我們已經渡過最艱難的時期的結論！我們必須警惕以下幾個參數的變化：
第一，各類外貿先行參數都持續處於十分低迷的狀態。新出口訂單指數已經連續5個月處於50%的枯榮線之下。
第二，世界疫情的高點還沒有顯現，每日新增確診病例還在持續增長，這導致世界經濟的底部還沒有完全顯化，世界貿易增長改善的基礎還不存在。隨著世界疫情的持續以及未來面臨的超級不確定性，未來世界經濟還將面臨極大調整：一是發達國家疫情阻擊戰面臨大調整；二是很多國家的第一輪疫情救助政策已經用光了資金，疫情救助政策面臨大幅度的調整；三是發達國家在天量貨幣政策作用下已經出現嚴重的脫實向虛的問題，金融出現第二次大調整是大概率事件；四是美元流動性過度的注入很可能導致下半年匯率體系面臨巨大的調整，人民幣錨定效應加強，很可能導致全球資本流動模式發生變異；五是很多國家的地緣政治策略可能面臨大幅度調整，導致各種社會政治風險大幅度上揚，並對經濟風險帶來強勁的外溢效應。在這些調整的過程中，類似上半年世界經濟所出現的5大史詩級的大變化也可能再次顯現，千萬不能對於新冠疫情的超級黑天鵝屬性掉以輕心。
第三，世界經濟的底部延遲將導致原來預期的2季度經濟底部的判斷存在誤差，3季度很可能超越第2季度。目前世界銀行、IMF、OECD等機構都紛紛下調全球貿易增速和GDP增速，都表明世界經濟的底部出現了後移。
第四，5月用美元計價的出口數據已經出現明顯回落，同時進口增速1-5月持續回落，1-5月同比下滑16.7%。這些數據充分說明外貿形勢正在緩慢惡化，3季度外部環境的惡化依然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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