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6日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致力於外向型發展，依托國內資源禀賦和豐富的勞動力優勢，積極參與和融入到全球分工與專業化的體系之中，一方面從國外引入先進的資本、技術和管理來為本土尤其是東部沿海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拓展出口市場，充分發揮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製造環節的國際競爭優勢，並且把握住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從而實現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飛速發展。毋庸諱言，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挖掘內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發展的忽視，進而導致了今天“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局面。
外向型經濟模式的另一面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劉功潤文章分析,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道路上，外向型經濟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幫助中國形成了完備齊全的產業體系，還大大提升了我們本土產業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能力。但外向型經濟模式也具有另外一面，它固有的弊端也逐漸被大家所感知。
首先，如果過度依靠海外市場來發展經濟，經濟增長的主動權很難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前的“外向型經濟”思路下，中國經濟一直都與海外市場深度綁定，這從外貿依存度中可以得到反映。數據顯示，1995年至今，中國對外依存度從來沒有低於過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後，該指標數值迅速攀升，最高曾達到63.96%，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讓中國經濟頻頻受到全球經濟波動和貿易摩擦的影響。
其次，國內產業升級和經濟安全也受到一定影響。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是充當“世界工廠”的角色。由於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低技術含量產品）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中國主要的出口產品一直集中在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輕工業產品上，而進口的則為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常常是，“一卡車日用品換一個電子元件”。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既不利於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增加了中國提高外貿競爭優勢、搶占全球價值鏈上游的難度，更容易在核心技術上被歐美發達國家“卡脖子”。
再者，近年來外部環境急劇變化，海外市場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外向型經濟模式很難再實現穩定增長。由於受到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漸增、貿易單邊主義抬頭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海外需求日趨萎縮，外貿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開始降低，尤其進入2020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加錯綜複雜，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深刻衝擊了全球供應鏈體系。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於經濟增長還是安全考慮，我們都不能繼續把增長的主要動力建立在疲軟不振的海外需求上，而是應當著眼於國內市場的深度挖掘。在今年“兩會”期間，筆者曾在第一財經發文指出，盤活內需是當前中國經濟帶有確定性的發展之“錨”。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來都是建立在可靠的內生力量上，自身有足夠的免疫力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疫情及全球經濟形勢加速新發展格局實施進程
文章表示,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會議明確了未來幾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新思路，“內循環”隨即成為焦點，被各方觀察人士熱議。
特別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內循環”“外循環”並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兩選題，中央確立的新發展格局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二者不是取舍，而是權重問題。事實上，這種新的發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今天才開始布局的。中央強調“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換句話說，只是當前的疫情及全球經濟形勢的倒逼，加速了新發展格局的實施進程。
如此前所述，從區域均衡發展的角度來說，深挖內需、發展腹地經濟的“內循環”未必是一件壞事。有一個區域經濟學裡“資源的詛咒”理論說：當一個地方的食物隨便就能從樹上采集到的話，人們往往就懶得去精耕細作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商業貿易，之前由於海外貿易的利潤很豐厚，導致利潤率相對較低、需要提高效率加以細分應對的國內市場的開拓就被忽視了。我們經常會發現，國內很多三四線城市的產品，質量很好卻沒有機會被國內消費者認知，許多國外品牌質量沒有明顯優勢卻因為品牌效應而大量擠占了國內產品的市場空間。基於此，“內循環”將在很大程度上倒逼企業家關注國內市場，通過將一部分原計劃遷到東南亞的工廠和設備投入到中西部，可以增強企業深耕內陸腹地市場的動力，從而讓一部分有潛力而沒有機會的國內企業成長起來，進一步帶動中西部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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