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該法案所謂的初步“發現”中可以看出對中國不加掩飾的敵對立場的思想框架。該法案充斥著對中國政策和行為的令人吃驚的、斷言性的陳述，這些說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事實記錄。
美國不安全感的產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從根本上否認與中國共存的可能性，這種有關中國的冷戰式斷言削弱了雙方管控經濟和軍事競爭以避免出現上述結果的能力。
“戰略競爭法案”在許多領域對中國的看法是極端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在為其步履維艱的經濟增長尋找一個外國威脅作替罪羊，證明美國人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感和挫敗感是正確的。兩大政黨都表現出了這種對中國的妖魔化，這也為加強許多政治家所希望的所謂兩黨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凡此種種體現了華盛頓在崛起的中國對美國和世界來說意味著什麼這一問題上的新“共識”存在著最嚴重的錯誤。以如此直白和充滿敵意的方式描述中國構成的挑戰，并提出如此極端的政策解決方案，將進一步強化美國的盟友和友邦的擔憂——美國正致力於與中國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冷戰，從而降低與他們進行大為需要的協作的機會。
國會議員和拜登政府應該不僅拒絕“戰略競爭法案”中對中國的妖魔化措辭，而且還應當拒絕其中最過分的、自討苦吃的提議。相反，他們應該就如何對待中國提出一種更平衡、更以事實為依據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反映威脅和挑戰，而且反映中國的崛起給美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的機遇。“戰略競爭法案”可能為華盛頓的所謂兩黨合作提供了一個機會。但它無疑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