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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轉型推動了藍綠政治板塊的位移 |
中評社╱題：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與藍綠政治板塊移動，作者：胡凌煒（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
在兩岸關係快速發展，台灣經濟不斷復蘇的背景下，2010年11月27日台灣舉行了五個直轄市的市長、市議員及里長選舉。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的總得票數和總得票率輸給了民進黨，台灣社會的政治板塊再次發生了藍消綠漲的移動。面對這樣的選舉結果，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社會經濟的復蘇為什麼沒有促使更多的台灣民眾投票支持執政的國民黨，相反，更多的民眾把選票投給了在野的民進黨？
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兩岸關係發展與台灣社會內部的藍綠力量變化掛起鉤來。因為，台灣社會的發展趨勢首先要遵循台灣社會內在的發展規律。兩岸關係作為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對於台灣社會的變遷是有影響的，但是，這個影響受制於台灣社會的內在發展規律。從台灣社會的轉型趨勢來看，台灣社會仍處於本土化的過程之中，台灣藍綠陣營在每一次選舉中的競爭，都處於社會本土化的大背景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本土化轉型的影響。從台灣社會長期的發展進程來看，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轉型推動了藍綠政治板塊的位移。
台灣社會藍綠政治板塊移動趨勢的具體體現
回顧台灣政黨政治的選舉歷史，可以看到台灣藍綠政治板塊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呈現出持續變化的趨勢。台灣第一波發生板塊變動效應是從民進黨成立，開始參與台灣各項選舉到2000年，民進黨首次取得“中央”執政權為止。這次政治版圖改變，朝野勢力由國民黨在全台灣一黨獨大，變成國民黨在南台灣與民進黨成6：4的選票結構，在北台灣則維持8：2或7：3的選票結構。這段時期，國民黨在全台都佔有優勢。
第二波政治板塊變動從2000年到2004年。在這個時期，民進黨在每次的選舉中，都在原有基本盤的基礎上增加三至五個百分點，導致藍綠板塊對比呈現南北翻轉，民進黨在南台灣已經超越國民黨，變成綠6藍4，但北台灣民進黨依舊落後國民黨，在全台灣，民進黨在2004年的“大選”中首次選票過半。
第三波板塊變動發生2005年至2008年，在此期間，兩個因素導致台灣藍綠板塊的移動趨勢發生回調。一個因素是陳水扁的貪污腐敗，另一個因素是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極端挑釁行為。這兩個因素重傷了民進黨，導致國民黨再度取得優勢。在南部國民黨拉近與民進黨的板塊差距，在北部國民黨則是強化優勢。在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之後，國民黨從縣市長選舉到“立委”選舉都告捷，民進黨氣勢跌到低點，最終國民黨馬英九高票贏得2008年“大選”。
第四波板塊變動從2008年“大選”後至今，並且仍處於持續變動中。民進黨在南台灣的優勢未變，並且大大強化，在北台灣、東部偏遠地區、桃竹苗客家區，國民黨漸漸退守。這可以從多次“立委”補選、縣市長選舉可以看出。現在國民黨在北部的台北市與新北市兩大結構優勢區，優勢不再，變成藍綠勢均力敵，在南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藍綠政治板塊的位移是台灣社會本土化的必然結果
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不僅不同的政治勢力對本土化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時代背景之下有著不同層面的意涵，直到今日仍然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本土化是“強調‘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的價值取向，進而締造‘生命共同體’的共識過程及其成果”。(注1)從政局角度觀察，“‘本土化’意識被用來突破‘動員戡亂體制’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限制，並作為調整台灣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分配的手段。”(注2)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過程中，國民黨也被迫開始了本土化轉型。“本土化”是國民黨為適應生存環境而做出的必然選擇，但是，在轉型過程中，由於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與發展方向，使得國民黨在與民進黨競爭過程中，不僅黨內缺乏凝聚力，不斷地分化，而且對外難以團結更多的基本群眾。
（一）本土化導致國民黨核心價值面臨挑戰使得泛藍陣營不斷分化
歷史上，國民黨是在整個中國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政黨，以整個中國為其政治舞台。1949年國民黨退踞台灣後，隨著反攻大陸無望，國民黨的政治舞台無法重新回到整個中國，只能收縮在台澎金馬地區。與傳統國民黨相比，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在核心價值方面發生了重大改變：一方面，國民黨制定各項政策的出發點與著眼點從整個中國退縮到台灣地區，確立了“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政治綱領，並寫入黨綱；另一方面，以“不統不獨不武”作為兩岸關係的基本立場，回避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
在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中，國民黨在兩岸關係立場上不斷做出重大調整，使得藍營中的政治勢力產生重大分歧，導致國民黨持續地分化。1993年國民黨的黨內非主流派，與以國民黨新生代為主的黨內團體“新國民黨聯線”另行組成“新黨”；1999年，宋楚瑜因政策路線分歧，自行參加“總統大選”，於2000年組建“親民黨”；2001年，部分強烈主張台灣本土化及親李登輝的黨員，另外組成“台灣團結聯盟”。國民黨在不斷分化的同時，在各項選舉中同樣呈現出分裂的局面。在2000年的“大選”中，陳水扁以不到四成的選票擊敗了分裂的國民黨候選人；在2009年台灣縣市長選舉中，競逐花蓮縣長的三強傅昆萁、張志明和杜麗華，全部都出自泛藍；在這次五都選舉中，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不僅不支持藍營舉辦的11月21日大遊行，還左右開弓，藍綠都批，呼籲選民應超越藍綠，讓中道力量出頭。直至選舉前夜，宋楚瑜公開表示“到目前為止，包括他與副主席（張昭雄）、秘書長（秦金生）在內，馬主席與金秘書長從來都沒有希望我們去為他們加油”。(注3)藍營政治人物之間的分歧導致泛藍政治板塊的持續分化與萎縮。
（二）本土化導致國民黨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無法喚起支持群眾的投票熱情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沒有思想就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沒有力量”。在台灣社會本土化的過程中，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以及台灣的前途缺乏明確的目標。馬英九所提出的“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政策，從形式上看是溫和的，但是，從實質上卻沒有給民眾一個明確清晰的政治目標。相比之下，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定位以及台灣的前途論述，儘管十分極端，但是在許多民眾看來卻是十分明確的。因此，許多民進黨的支持群眾每到選舉投票日態度十分執著，甚至出現“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的現象。與綠營群眾的執著相比，泛藍群眾在選舉中經常缺乏投票熱情，似乎不知為何而戰。
對台灣“主體意識”的追求削弱了經濟因素對國民黨的加分效應
相關國族認同理論指出，“共同的經濟利益是共同體賴以立足的前提。將不同的區域利益納入國族經濟的主導框架，正是孕育人們共同體意識的關鍵所在”。“共同的物質福利能夠給予共同體內每個人以生活於共同體社會更多的利害捲入，將其切身的經濟利益轉化為對新的共同體的忠誠和自我意識”。(注4)共同的經濟利益對於構建共同的認同至關重要，但是，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尚未惠及台灣各階層的民眾，並且，在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中，當“本土意識”成為台灣民眾的道德追求時，單純的經濟利益無法為國民黨增加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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