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也是最值得提到的是，中華民族政治文明的進步，已能夠使兩岸政權將兩岸人民權益置於兩岸政爭之上，可以在繼續擱置政治爭議的條件下，先行解決兩岸之間的軍事問題以實現與保障兩岸人民的安全權益。在中華民族傳統政治與中華民族當代政治文明中，當政者同人民的關係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長達數千年直至滿清的中國封建專制政治體制下，皇室家族高居於人民之上，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屈從于皇帝一人一家之驅策，當政者同人民之間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皇帝與朝廷可以為了個人與家族的私利、為了維持家族的統治，罔顧人民的基本權益，甚至肆意殘害人民的生命，破壞與剝奪人民的財產。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千年帝制，中國政治開始了向現代政治文明的轉變過程。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政治文明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雖然早在中華民國創建時就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確立了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人民主權原則，但這一原則的實現卻歷經艱辛。民國初年出現的帝制復辟與軍閥割據，國共內戰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政權將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政權驅逐到台灣，形成兩岸政權對立與軍事對峙局面。辛亥革命100年來中華民族政治風雲變幻，人民的生命與權益在很多時期被從屬於政爭與內戰，遭受到極大的摧殘與傷害。但是，中華民族政治文明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是國家主人、人民至上、人民最大的人民主權原則，不僅在名義上、口頭上而且在實踐中都逐步得到兩岸當政者的確認。政治應從屬於人民，政治應為人民服務，兩岸政權不能因政爭而剝奪兩岸人民的天賦權利、妨礙人民天賦權利的實現與保障。兩岸政權有責任保障兩岸人民享有“免除恐懼的自由”。兩岸政權擱置政爭以實現與保障兩岸人民基本權益的最初重大舉措是始自20世紀80年代末的開放兩岸探親以實現人民的天倫親情，隨後，則是實現兩岸三通、簽訂與實施包括ECFA在內的各項協定與共識以實現與保障兩岸人民天賦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實現與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權益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本質要求。兩岸之間當前存在的軍事問題關係到兩岸人民的基本安全權益，實現與保障兩岸人民應享有的安全權益優先於、高於兩岸政爭。對這一點，兩岸當政者應有充分的認識。在ECFA簽署與實施後遵循先軍後政的前進路線圖，在繼續擱置兩岸政治爭議問題的條件下先行著手解決兩岸軍事安全問題，應是必然的也是正確的選擇。
二、胡馬會的價值與意義
胡馬會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中華民族振興的歷史性機遇，其所能夠實現的價值與意義不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非凡的、極其重大的。胡馬會的實現與成功，有賴於在對其目標、內容與形式做合理界定的基礎上進行卓有成效的組織與運作，也有賴於兩岸雙方在有關重要事項上達成基本共識。
為什麼要有胡馬會
胡馬會，即由胡錦濤與馬英九作為兩岸執政黨、政權以及軍隊的領導人面對面進行會談與協商，是兩岸政治最高層次的會談，即通常所謂的峰會。峰會本身在形式上就具有重要意義，兩岸峰會更具有突破性的意義，是1949年兩岸形成政治對立與分治以來空前的歷史事件。20世紀以來，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政權領導人的峰會在決定和影響人類社會發展方向與進程中發揮過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政權領導人通過峰會，可以直接交換彼此的思想、觀點與主張，增進相互理解，避免或減少因中低層工作人員或間接傳遞所造成的片面性與誤解。峰會的效率與權威是任何其他層級所無可比擬的。政權領導人可以就重大事項做出決斷並達成協定，實現決策效率。由政權領導人在峰會上做出的決斷與達成的共識，在各自的政治體系內具有最高的權威，可以排除干擾與阻撓強有力地予以貫徹與實施。峰會的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以及歷史意義也是較低層級的會商所不能企及的。公開舉行的峰會，使政權領導人的言行、互動過程、以及所做出的決斷、承諾與協議等公之於天下，不僅會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而且也使政權領導人的素質、誠信與能力在開放的氛圍中得到有關各方與人民的檢驗與評判。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當前階段，胡馬會能夠實現的價值與意義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胡錦濤與馬英九個人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所做出的貢獻與所取得的成就的確認與肯定。雖然眾多人們都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貢獻，但胡馬作為兩岸政權領導人所做出的貢獻是獨特的、在一些關鍵事項上是具有決定性的。本世紀初胡錦濤在大陸主政以後，提出應“本著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站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以更遠大的目光、更豐富的智慧、更堅毅的勇氣、更務實的思路，認真思考和務實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胡錦濤與連戰實現了歷史性會談，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8年馬英九在台灣執政後，擯棄了陳水扁政府的“台獨”取向的政策與路線。兩岸雙方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確認“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精神，共同致力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迄今，兩岸關係在經濟社會領域已取得了重大成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已經確立，繼續向前推進的道路也是開放的。實現中華民族的政治統一，是20世紀以來中國歷代政治領導人的意願。孫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他在遺囑中殷切期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實現兩岸統一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等已逝的國共兩黨前輩領導人的志向與遺願。胡馬兩人如能舉行峰會，不僅將使他們兩位能夠以各自所具有的名份與地位、運用所掌握的權力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取得突破，以此對國共兩黨、兩岸人民暨中華民族做出歷史交代，同時也將使他們個人的政治生涯與成就在歷史上得到確認與嘉獎。
其次，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推進到更高的發展階段，開啟兩岸之間軍事安全問題的協商談判。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迄今已在經濟社會領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別是ECFA的簽署與實施標誌著兩岸開展正常經濟活動的整體架構已經確立。雖然兩岸在經濟社會領域還有很多方面的具體事項需要做相當多的後續工作，但已不存在重大障礙。兩岸雙方未來需要著重予以解決的諸項問題存在於軍事安全、政治法制、以及外交國際領域。兩岸關係中這些仍有待破解的問題，較經濟社會問題要更為複雜、更為敏感，也更難以解決。但是，在兩岸之間經濟領域的基本問題已得到解決之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要在保持正確方向的同時保持繼續前進的勢頭，就不應在軍事政治問題面前止步不前。兩岸雙方應審時度勢，知難而上，勇於開拓。迄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驗證明，“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兩岸關係發展思路是正確的與成功的。兩岸雙方未來應繼續堅持這種思路的基本內涵。但是，時過境遷，在ECFA已經簽署與實施後，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指導思路，應與時俱進地調整為“先易後難、先軍後政，先急後緩、把握節奏，循序漸進”。“先軍後政”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繼續向前推進、破解兩岸關係中的軍事政治難題的關鍵舉措，規劃了兩岸關係未來和平發展進程的路線。通過胡馬會，兩岸雙方將能以兩岸政治的最高層級、最高權威以及最大的影響力去開啟兩岸軍事安全問題的協商談判，並確定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目標與路線圖。
第三，確保馬英九在台灣即將來臨的領導人選舉中勝出。2012年初，台灣地區將舉行領導人與“立法委員”的選舉。馬英九以及其他國民黨人將是這場選舉中的主要競爭角色。從目前台灣政壇中各種勢力的角逐態勢看，馬英九同其競爭對手相比並不具有明顯優勢，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大陸方面當然不應介入或干預台灣島內的政治活動，但胡馬會的舉行與成功勢必會大大提升馬英九的聲望、評價與影響力。如果設計組織得當，胡馬會將能夠也應該成為使馬英九及國民黨在台灣未來的選舉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胡馬會可以成為兩岸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性事件，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與當代世界和平都將產生深遠影響。胡馬會及其成果可以使馬英九在台灣得到選民的壓倒性支持，凝聚泛藍選民，感召中間選民，爭取泛綠選民，同時瓦解“台獨”勢力。胡馬會將使馬英九與胡錦濤共同作為當前中華民族的領導人、也作為世界級人物，並肩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其影響力、衝擊力與號召力將超出任何形式的選戰設計與運作。胡馬會及其成果不僅會使胡馬兩人在兩岸人民的眼中成為兩岸和平的設計師與締造者，而且也會得到包括美國與日本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的讚譽。馬英九本人也將能夠在策劃與實現胡馬會的過程中展示其作為政治家的眼光、智慧、膽略與魄力。
胡馬會的界定
若要實現上述胡馬會的價值與意義，就須對胡馬會的主要方面做合理的界定。胡馬會應有形、有實與有節。所謂有形，是指胡馬會在組織形式上應有適當外觀，符合兩岸及中華民族領導人的身份與此次事件的歷史重要性，同時能夠對兩岸人民與國際社會形成感官上的衝擊、激勵人心。所謂有實，是指胡馬會須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獲得實質性的重大成果，以此去爭取最大化的支持。所謂有節，是指胡馬會必須嚴格地劃定界限、有所節制，不去觸碰敏感的、存在嚴重爭議的政治問題，以此使可能的反對與抵制最小化。“先軍後政”，將是設計組織胡馬會的基本思路。兩岸領導人可在胡馬會上，共同對兩岸關係的現狀與未來做出展望與政策宣示，並對兩岸關係中各種問題的解決確立思路與指導原則。胡馬會將確立與貫徹兩岸政治領導人今後相處與互動的基本準則。雖然兩岸雙方可以接受一般意義上的互相尊重與平等的準則，但兩岸雙方的歷史地位與實力客觀上存在著很大差距，各自在法理上迄今也還並沒有確認對方政權的存在。“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篇）兩岸雙方在策劃、組織胡馬會時，也須“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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