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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四地的中華兒女應該是“和平、團結、興中華”的時候了 |
中評社╱題：中山先生王道思想與世界和平 作者：戴瑞明（台灣），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兩岸統合學會顧問
前言
“和平、奮鬥、救中國”，是孫中山先生臨終之前的最後遺願。今天兩岸四地的中華兒女應該是“和平、團結、興中華”的時候了！
中山先生一生獻身革命，直到六十歲積勞成疾，前後四十年，他成功領導了中國的平民革命，推翻了喪權辱國、腐敗的滿清王朝，創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一生奔走革命的中山先生，直到臨死之前，還念念不忘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獨立。中山先生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中國人民便幸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他認為中國一定要強盛起來，才能擺脫列強的欺壓，才能解脫中國淪為“次殖民地”的悲慘命運。也唯有中國強盛起來，才有能力“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促進世界和平，進而追求世界大同的境界。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崇高的，目標是偉大的，值得世人尊敬。
今年十月十日是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滿清的武昌起義成功一百週年，緬懷中山先生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如果能成立一個像西方“諾貝爾基金會”那樣能影響世界人類、能反映東方價值觀的公共基金會，鼓勵後人努力去追求中山先生的理想與目標，促進世界和平，將是我們向中山先生表達崇高敬意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中山先生的王道思想
中國自漢武帝尊孔以後，以儒家“仁”的教育為中心，孔子把中華文化的特質歸納為“公”、“誠”、“仁”、“中”、“行”五個字。到了清末民初，孫中山先生為了使一般老百姓易於明白瞭解，再把這五個字演繹成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也就是中國人傳統的美德；所謂“忠孝”是忠於國，孝於親，是做人起碼的條件。“仁愛”是由忠孝擴展而來，由“親親而仁民”到“仁民而愛物”。“信義”是由仁愛的實踐而來，若僅空口說仁愛而無實際行動，則無補於事，所以必須“言而有信，行而合義”，表裡一致，言行相符。“和平”是由以上六德的實踐自然發揮人類互愛、互助的精神，做到人“和”事“平”，大同世界始能實現。
中山先生親手抄寫的【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的境界，正是中山先生一生所追求的終極目標。由此可見，中山先生是深受中國的正統王道文化的薰陶，但是他也在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之間，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這才是他受世人推崇、尊敬的主要原因。
中山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神戶高等女校演講，首次提出了“大亞洲主義”，也就是要“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抵抗歐洲強權。這是指在中國統一強盛之後，也絕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去侵略別人，但中國一定要“濟弱扶傾”，從促進區域和平做起，進而邁向世界大同，所以他的“大亞洲主義”應是中程目標。在“大亞洲主義”那場演講中，中山先生指出，“大亞洲主義也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即使上邦衰了幾百年，還是不能忘記，受了壓迫的人，就是上國當時很強盛，還是時時想脫離，像英國征服了埃及和印度，即使英國再強大，埃及和印度仍時時刻刻想獨立”。
中山先生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王道思想與霸道思想的區別，他說：“譬如從五百年以前至兩千年以前，當中有一千多年，中國在世界上是頂強的國家，就好像現在的英國、美國一樣。但英國、美國現在的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中國獨強的時候，對於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國家是怎麼樣？當時各弱小國家對於中國又是怎麼樣呢？當時各弱小民族和國家，都是拜中國為上邦，要到中國來朝貢，要中國收他們為藩屬，以能夠到中國來朝貢為榮耀，不能到中國朝貢的是恥辱。當時來朝貢中國的，不但是亞洲各國，就是歐洲西方各國，也有不怕遠路而來的。中國從前能夠要那樣多的國家和那樣遠的民族來朝貢，是用甚麼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陸軍的霸道，強迫他們來朝貢呢？不是的！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
中山先生指出，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即以和平為民族之特性，除非遇到其他民族侵略，萬不得已而抵抗，如殷以前之葷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都因其無故擾邊，才出兵征伐。又如中國與印度之交往，自東漢以來即已開始，彼此和平往來，作學術思想之交換，相互欽敬、愛慕，沒有些微衝突，証明中國人的愛好和平絕非徒托空言。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也指出“中國絕不走帝國主義老路”，他說，中國強盛起來，不能學西方帝國主義，而是要“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們，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們，這才是盡我們中華民族的天職，他希望全國人民都要立下這個志願，以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影響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
西方的霸道思想
東方文化的精髓是“王道”，西方則為“霸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所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說，冷戰結束後，國際間的衝突會是世界各大文明間的衝突，不幸被他言中。“九一一事件”爆發了回教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雖然賓拉登在藏匿了十年之後，於二○一一年五月三日終於遭美方“斬首”，但是寃寃相報，這個世界恐怕永無寧日。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以“民族自決”，作為被帝國主義控制的殖民地建立民族國家的理論依據。但在二十世紀已經歷了兩波民主化過程，一百多個國家加入國際社會後，民族主義走向了兩個極端，一是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如德國、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時代的長期爭霸，以及今日美國的霸權主義。二是多民族國家內之種族仇視，種族戰爭，甚至種族屠殺。一九九○年，南斯拉夫的種族內戰連連，終於導致南斯拉夫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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