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島內積蓄已久的族群仇視因素的“翻身效應”。目前，在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閩南族群佔70%以上，主要分佈在台灣中南部，受殖民文化、南洋海島文化影響較重；而外省人僅佔13%，主要居住在北部，受中華文化影響較深。藍營的“外省人”與綠營的“本地人”之間的族群緊張關係由來已久且情況複雜。發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國民黨軍隊血腥鎮壓了反政府活動。從那時起，歷史上形成的“仇外”心理就更深地埋藏於本地人心中。1949年，國民黨敗走台灣，其統治階層精英幾乎全部都是大陸人，他們控制著幾乎全部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壟斷了媒體、教育和文化系統，宣揚大中國意識，壓制本地族群的身份認同，導致本地人感到沮喪和憤懣，加劇了整個台灣的緊張氣氛。從過去島內的族群仇視存續至今，終於熬到“外省人”老去並且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本地人”翻身做了“主人”，民粹主義得以釋放，壓抑已久的“去中趨台”情緒開始蔓延。
再次，國際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全球化思維盛行，在世界範圍形成對“民族國家”意識的淡化，這對於缺乏歷史教育的台灣“新生代”來說影響尤甚，造成對國家概念認識的模糊與混亂；另一方面，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單方面制定《與台灣關係法》，意在取代此前與台灣當局簽訂的被廢除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該法聲稱：美國反對大陸當局單方面對台使用武力，承諾對台提供軍事保護。美官方多次做過如下表態：美不支持任何一方企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這等於為選擇“維持現狀”的人吃了一顆“定心丸”。尤其是近兩年，美國宣佈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台灣民眾更傾向於相信美軍有維持台海現狀的軍事實力，因而，在他們看來，“維持現狀”成為最現實、最保險的選項。
第四，海峽兩岸經濟、社會發展目前還存有一定差距。同時，大陸發生的負面新聞也以各種管道頻傳島內。諸如瘦肉精、地溝油、毒奶粉、染色饅頭、暴力強拆、貪污受賄、赴港生子等等，使台灣民眾對大陸產生厭惡、抵觸情緒，不願成為如此“國民”，因而“拒統”心態有所加劇。
台灣文化部門負責人龍應台認為，海峽兩岸，不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沖，不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意”、“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⑦
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認為，兩岸民眾分離超過百年，歷經五代之久，民眾之間的感情、認同、觀念……均發生了深刻變化，雖說是同一民族，卻形成了兩種民族主義，兩種價值觀念，兩種生活方式，也形成了兩種制度……沒有共同的經歷，就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也就沒有共同的意識，更沒有共同的語言……將治理與解決台灣問題立足點放在實現“三通”目標上，從通航、通商、通郵開始，到人員廣泛往來，經濟高度融合，促進兩岸不統也統……一旦這種交流交往形成經濟、文化、政治、法理的生命共同體，就會形成新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兩岸關係的再造也就無可避免了。⑧
鑒於對島內形勢的清醒判斷，2012年3月，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指出，“要把握廣泛團結廣大台灣同胞這條主線，就是要最大限度鼓勵台灣同胞同我們一道推進兩岸交流合作，想方設法解決好與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使他們更多享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這段話抓住了新時期發展兩岸關係的本質，提示了兩岸傳播策略的調整方向。十八大報告再度強調“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刻闡明了和平統一與和平發展的辯證關係，指出和平統一的路徑是“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是根據台海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提出的，符合兩岸關係的發展規律。
新時期兩岸文化交流傳播策略的調整
要扭轉台灣民眾對統一態度的認知，不是靠單一方面作用力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需要做全盤的、長期的、系統化的考量和部署。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繼續保持繁榮發展，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建設，隨著軟、硬實力逐步提高，海峽兩岸理解、互信、融合加深，統一是必然趨勢。這期間，以積極姿態搞好多管道的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傳播，也十分重要。
中國要強盛，必須實現祖國統一。兩岸文化交流傳播的總體目標必須服務於這個大局。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如果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而是急功近利，高聳調門，恐怕於事無補。鄧小平曾深刻指出，雖然我們希望早日統一，但“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⑨在實現中華文明復興的進程中，永遠有一個孰大孰小、誰先誰後、孰重孰輕的戰略問題，永遠有一個如何把握發展機遇期的問題，即處理好主次關係的問題。把握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始終要秉持“中國為大，台灣為小，民族振興為先”的原則。
胡錦濤2009年在世界媒體峰會上指出:“各類媒體要被公眾廣泛接受、受社會廣泛尊重，不斷提高公信力和影響力，就應該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客觀報道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明多樣性的現實，充分反映世界各國發展的主流和趨勢,熱情鼓勵發展中國家發展進步”,“要切實承擔社會責任,促進新聞信息真實、準確、全面、客觀的傳播。”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面對全球主要媒體作出的新聞宣示；也是第一次面對世界各國作出的傳播承諾。輿論認為，這是在新時期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當代傳媒的新情況，得出的新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繼承和發展。
搞好新時期兩岸傳播，首先要從轉換理念入手，研究新聞與宣傳的不同點，摒棄過去那種以宣傳規律和長官意志替代新聞傳播規律的做法，將真實準確律、快速及時律、客觀平衡律、更正答辯律、減少傷害律、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兼顧律等理念植入我們的報道當中；建立健全重要新聞快速反應機制、突發事件應急預案、議程設置策劃智庫系統，等等。認真研究新時期兩岸文化交流傳播的特點、規律，注重調查研究，從當前台灣同胞的實際需求出發，貼近他們的現實生活，貼近他們的實際情感，貼近他們的接受心態；平等待人，以情感人，善解人意；不斷創新形式、手段和方法，增強傳播內容的針對性、實效性，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做到“入島、入腦、入心”。
其次，要創新方法、手段。過去，傳統媒體時代以廣播為主要入島手段，新媒體崛起以來，網絡入島實效顯著。據調查，台灣網民比例已達七成以上。其中，20歲至34歲的網民比例高達97.49%⑩，網絡的影響力由此可見。大陸涉台網站的入島效果正穩步提升，其刊登的言論不時被島內媒體轉發，為處於信息轟炸下的台灣民眾提供稀有的理性解讀視角，起到平衡島內輿論的作用。另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調查，截止到2010年6月，兩岸“微博”人群已佔網民總數的57.2%，其中大學生所佔的比例為72.3%。⑪
兩岸傳播可以借助“微博”中“公眾參與內容創造”這一功能，增加信息“推送”能力，提升兩岸信息交流的廣度。同時，“微博”在信息推送過程中還能通過“粉絲”間的相互關係，增加兩岸民眾一對一交流的層級和速率，擴大傳播範圍和效果。傳統廣播今後要進一步豐富閩南話節目的題材和類型，將觸角逐步向台中南部延伸；要繼續加強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聯動效應，加強大陸媒體與島內媒體的合作與聯播機制，更多地邀請台灣媒體赴大陸採訪；以市場手段創建更多的“兩岸共同媒體”，比如，中國評論通訊社⑫。此外，新時期還要大力推動民間交往，弱化“統戰”色彩，創造條件讓兩岸人員自由往來，通過旅遊、置業、文化和情感交流把兩岸同胞緊密地融合在一起。
再次，涉台媒體要加強分工協作。代表國家政治立場的媒體要主講兩岸和平發展，以人本理念客觀報道大陸面貌和國際時局，呼籲美國廢除《與台灣關係法》；代表軍方立場的媒體要堅持打壓、遏制台獨態勢，強調台獨就意味著戰爭，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維護祖國統一。其他媒體不妨從經貿、求學、歷史、文化、戲曲、音樂等角度進行專業化改造，有的要扮演民間角色，發出多元聲音，形成主旋律突出、多樣化鮮明、節奏感明快的立體傳播新格局。
最後，要講究議程設置。人有著複雜的心理結構。當我們開足馬力，試圖孤立台獨分子時，作為價值取向不同於祖國大陸的台灣民眾，內心會發生某種逆向的微妙變化。國外同行曾批評大陸媒體在台灣大選前“使用好戰、霸道和威脅性的語言製造敵意”，此言不無道理。一些研究者還對大陸報道提出框架性改進意見：（1）從主題設計出發，預測信息傳遞與溝通的實際效果，時刻關注民意反應；（2）學會使用議題製造和引導民意；（3）適應島內的接受習慣，善於用“民主”、“民意”進行包裝。⑬議程設置應先易後難，先利後理，先情後義；先話共同需求、共識基礎，再談容易化解的小分歧、小矛盾；先說居家生活、衣食住行、娛樂休閒的“瑣事”，再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大義”。比如，提出“大陸應改善自己形象和政治環境以贏得台胞認同”，“兩岸要一起構建新式政體，為和平統一夯實基礎”，要敢於面對、直面回答台灣民眾對於祖國大陸的種種質疑，等等。這些建議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以切實提高傳播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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