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軍力對比上正在悄悄發生的轉變，這主要是由經濟態勢決定的，但也有歷史文化原因。人們有理由相信，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老路上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由當代世界霸主美國揚起後塵。須知有日不落帝國之稱的英國曾經征服過全球絕大部分國家，未曾被英國人佔領的國家僅有22個。(9)然而，大英帝國最終還是支撐不下去而全方位大幅度退縮回去了。難道美國不能從英帝國的歷史教訓中學到一點經驗嗎？其實，已經有人根據美國內部的空虛和對立判斷說，“美利堅帝國的衰亡已經開始。這可能是美國人無論做何努力都無法阻止的，但他們甚至都沒有作出任何努力。”(10)當然，也有相反的論調和主張理性看待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的聲音，認為美國有自我修復的能力，而中國內部問題太多，這“兩個國家都有理由展開內部修正。”(11)問題是，美國對其內部修正得太少，對其外部修正得太多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在盡力維護國家統一，美國卻在上演國家分裂的大戲──政治對壘背後是族群分裂。(12)
筆者的意思是想告誡台灣知識界，那種在戰略上對美國抱有幻想的心態是有害的，台灣的利益不在於美國的所謂保護，而在於自我保護——謀求兩岸和平。美國國際安全學者威廉.馬特琳認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已十分強大，遏制它看似很荒謬。他說，中國在政治或經濟方面是遏制不住的。他還指出，如果美國喪失領導權，其他與美國自身利益相衝突的國家有可能會取得領導權，美國必須對此做好準備。(13)需要對此做好準備的豈止美國，還應該有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日本，也包括台灣。台灣當然不可能在這場全球戰略博弈中完全站在美國一邊，比較聰明而務實的辦法是不選邊，而是在中美之間“向中間靠”。正如台灣政治學者潘兆民所言，“當台灣‘向中間靠’時，反而獲致更多的利益，台灣可先與中國大陸簽署各項‘非軍事性的安全合作協定’，以‘向中間靠’的戰略思維為兩岸和平鋪路。”(14)實際上，只要台灣當局顧念民族大義，秉持和平發展方針，站穩“一中架構”立場，台灣就沒有多大安全風險。
新趨勢：“大國協調”從東亞開始
中國是東亞國家，也是太平洋沿岸國家，重心在東北亞。中國面對的特殊情況是，美國不是東亞國家，但卻在東亞駐軍；台灣是與大陸同屬中國的一個地區，但卻是一個接受美國保護的政治實體。聚焦東亞，人們發現，國際關係十分複雜。再看有亞洲科索沃之稱的東北亞，則赫然發現，這裡潛藏著政治軍事對抗。
東亞地緣政治中的“冷對抗”
東亞將陷入一場熱戰或者“新冷戰”嗎？恐怕沒有那麼嚴重。哈佛大學學者費爾德曼說，“涼戰”已取代老式的冷戰，因為中美兩個世界最大強權之間目前的緊張關係不像一代人之前那麼危險。他預測未來是經濟合作和地緣戰略對抗。(15)這是深具洞察力和富有創意的論點。筆者以為，不一定用“涼戰”這個名詞，實則地緣戰略對抗是一種“冷對抗”，它未必導致戰爭，但對抗卻將是常態。
今天東亞出現的“冷對抗”，人們可以從歷史、地理、文化、資源等領域找到不同的答案，但地緣戰略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今天東北亞地緣戰略危機的始作俑者和背後玩家是美國。人們還記得，在美國宣佈重返亞洲戰略之前，中日之間沒有在釣魚島問題上發生嚴重衝突，基本上維持“擱置爭議”狀態；南海有爭議島嶼的情況也大致一樣。但是，美國宣佈重返亞洲戰略以後，情況完全改變了。日本、菲律賓等國接收到美國的戰略信號，以為時機已到，而中國會懼怕美國的威懾，便趁機開始巧取豪奪，遂提前拉開了東亞地緣戰略博弈的大幕，似乎一場真正的較量不可避免地開始了。日本等國以為美國實力依舊並已萬事俱備，同時又不懂中國人在核心國家利益上的堅定立場和堅強意志，也不相信中國擁有過人的硬實力和深厚的軟實力。於是，圍繞釣魚島主權展開的鬥爭就給世人上了這樣一堂課——俄羅斯地緣政治學院第一副院長、軍事學博士西夫科夫指出，“當明白自己的軍事對抗實力不夠後，中國多半會採取經濟措施，如凍結與日本的所有合作。後者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1年大地震後經濟只能勉力支撐。中國此舉會將日本推向深淵。”(16)美國和日本都看懂了，前者開始調整立場聲明，由國務院主管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表示，美國無意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扮演“調解人”，希望中日兩國通過嚴肅的、持續的、有效的外交對話解決領土爭端。坎貝爾這番“不當釣魚島爭端調解人”的說法是罕見的，此前美國一直被認為試圖在釣魚島問題上發揮調解作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就曾表示，美國願意就釣魚島問題主持中美日三方商談。不過，中方當時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中日關於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事”。(17)在中國採取了一系列宣示釣魚島主權的重大舉措後，美國最後定調，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明確採取中立立場，而在軍事衝突問題上訴諸美日安保協定。
俄羅斯在東北亞的戰略意圖是明確告訴美國和日本，不要以美日安保協定為藉口，遏制中國的崛起，否則我不答應。俄羅斯需要中國崛起並成為在西太平洋抗衡美日的力量，那樣她會感到更加安全，無須從其歐洲部分向遠東邊疆調動軍力和資源。敏銳的觀察家可以看出，俄羅斯做一個暗示性的動作，就讓美國明白了上述戰略意圖，不得不告訴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不可為所欲為”。
選擇“大國協調”是美國的出路
美國的戰略利益遠遠超出了釣魚島海域，從朝鮮半島到紅海乃至北極圈，哪裡沒有美國的戰略利益？但是，力不從心的美國再也不能單刀直入、橫掃一切了，需要借助有實力的攸關方或參與者才行，而在東亞地區，美國更需要中國這個大國的說明和配合。這就是所謂“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一種歐洲歷史上曾經有效運作的國際關係行為模式，如今將在世界範圍重新上演，美國不得不與中國、俄羅斯、歐盟等協調，方能維護世界的穩定。在亞太地區，美國當然主要得與中國協調，所謂新型大國關係在亞太地區的表現形式就是中美兩國協調，即C2──Concertof2Powers。這與以經濟關係為主的G2──Group2不同。不管美國在東亞如何部署軍力，都不能改變這個局面，相反只能加重這個局面的分量，迫使美國抓大放小，在一些局部問題上對合作夥伴中國作出讓步，以換取中國的協助。從邏輯上講，如果美國連中國核心國家利益都不尊重，怎能得到中國的配合？可見，儘管釣魚島危機看似清楚，其實美國採取模糊態度源自它的戰略地位和戰略需要。美國越來越失勢，而中國則越來越有條件謀求並運用更有利的“勢”。美國是講究戰略的國家，中國人則是自古以來戰略與策略兼修，雙方大有協調的空間，這種國際關係模式對美國而言雖不理想，但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開始衰落的美國沒有更好的選擇，與崛起的中國協調至少可以保證美國在未來20年坐穩霸主交椅。
“新型大國關係”在中美關係上的第一個表現是平等協商，美國不得不承認新型大國關係是兩個平起平坐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中國的大國外交也謀求平等交往。(18)“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應該是“大國協調”，中美元首的“莊園峰會”充分展現了兩個亞太強國相互尊重、相互協商、相互配合的意願。從外交層面看，中美有可能得以構建一種足夠互信的關係，創造一種框架，來應對兩國在雙邊關係以及地區和全球問題上面臨的各種日趨複雜的挑戰。從戰略上講，美國一改過去60年在對華政策上的“戰略型模糊”思想，以少有的外交方式暗示“戰略性模糊”已經退潮；美中兩國應該選擇“戰略性明晰和戰術性模糊”。(19)所以，美國方面對中國元首關於新型大國關係倡議的回應是有一定保留的。不過，從客觀事實看，美國已開始調整自己的外交姿態。中國同樣改變了姿態，對朝鮮採取強有力的施壓舉措，同時提升了與韓國之間戰略互信的水準，既迫使朝鮮克制自己，又引起日本的恐慌。由中美協調關係牽動發生的國際關係鏈式反應，可以說形成了一個亞洲大國關係網，“這種新興的大國關係網將對整個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產生深遠的影響。”(20)儘管這個大國關係網不可避免地含有防範中國崛起急劇改變亞太力量平衡的色彩，但筆者堅信中國的選擇與行為可以淡化這一色彩，中國能夠通過與本地區其他大國的良性互動，用和平共處方式改變其他國家國際行為而不是推動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互動模式。(21)這就是“大國協調”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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