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採用“非政治中國”與“政治中國”，這兩個“界限分明、相互區別”的政治學範疇，來揭示“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一個中國若有政治涵義，就是“政治中國”，一個中國若無政治涵義，就是“非政治中國”。既然1992年兩岸兩會沒有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並且，對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兩岸有明顯的矛盾與分歧，就是說對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兩岸沒有共識，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不在“九二共識”裏面。因此，兩岸就不是在“政治中國”範疇，而是在“非政治中國”範疇，處理一個中國。
綜上所述，兩岸兩會是在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筆者概括“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
合理詮釋“九二共識”核心內涵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九二共識”的政治意涵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兩岸是在“非政治中國”範疇，處理“一個中國”，並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就是說，“九二共識”的關鍵政治意涵，是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二，“九二共識”的達成，並不意味著“已經解決兩岸政治關係定位性質”，也不意味著“已經解決台灣的政治地位”。因為“九二共識”只是在“非政治中國”範疇處理一個中國，而沒有處理“政治中國”，所以，“九二共識”有局限性。
七年來，“九二共識”成功推動了兩岸在各領域的交流進程，正是靠“非政治化”，兩岸逐步排除了阻礙，兩岸已在經貿領域結成緊密合作關係。只有在目前兩岸交流水準得到保持的基礎上，兩岸關係才會深化發展，因此，“九二共識”仍然是兩岸關係首要的政治基礎。
現在，如果“九二共識”遭到一方的怠慢和輕忽，政策因為受其牽制，效用未能發揮，兩岸人民的權益就會部分受損，在未來，如果“九二共識”被一方毀棄，兩岸人民的權益就可能蒙受重大損失。應對未來可能的變局，今年成為兩岸關係形勢發展的關鍵年。
三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做了有關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講話，重申大陸始終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開展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筆者認為，大陸方面重申“九二共識”做為兩岸交流的政治基礎，極其正確。
但筆者又認為，“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一主張，如果是大陸方面對“九二共識”內涵的詮釋，那麼，大陸方面必須做出澄清：同屬的一個中國是屬於“非政治中國”範疇。因為“九二共識”的關鍵政治意涵，就是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正是在此基礎上，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如果大陸方面做出這樣的澄清，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舉動，就會把存在於“民共”間的政治障礙排除掉，果如此，民進黨應該審時度勢，積極思考，調整其“大陸政策”。經過大陸方面澄清“九二共識”政治意涵這樣的舉動，民進黨可以、也應該承認並且接受“九二共識”。如果大陸方面對“九二共識”做出這樣的澄清，將會收穫“政治紅利”：預防兩岸政治互信倒退，促成民進黨開始支持兩岸交流，而不管未來台灣政局是否會巨變，“九二共識”始終都是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在“九二共識”得到鞏固的基礎上，可以繼續探索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路徑。
兩岸各方都要承擔對兩岸人民的責任，共同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局面，保障兩岸交流成果與水準，增進兩岸人民權益，這就要求兩岸各方嚴守“九二共識”的政治意涵：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在一個中國屬“非政治中國”範疇基礎上，可以使用五個辭彙，合理詮釋“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都是中國人，兩岸同文同種，兩岸共同擁有“歷史的、地理的、文化的”中國。
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
十八、十九世紀的普魯士以及德意志各邦，社會政治狀況落後於西歐，哲學家康德批判地研究“社會契約論”，康德開創了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對“市民社會”、對“國家”提出重要的政治學觀點。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對“社會契約論”進行批判性研究，他指出，“社會契約論”只是從個人意志和利益出發，把契約的訂立、結合成“國家”，看成是為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契約可以訂立，也可以廢除，如果根據“社會契約論”的國家起源說，會推斷出，國家是契約的任意產物。黑格爾認為，因為人生來就已經是國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脫離國家。生活於國家中，乃是人的理性所規定，縱使國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國家的理性要求卻已存在。黑格爾認為，國家絕非建立在契約之上，因為契約是以任性為前提的。因此，國家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必然性的產物，而不是任意和偶然的結果。
黑格爾由此區分出“市民社會”，他指出，人們通過訂立契約建立起來的共同體不是真正的“政治國家”，而是人們基於私人利益的一種聯合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只是人民為謀取生活需要而相互依賴的一種制度，一種形式上的共同體。黑格爾認為，“社會契約論”沒有認識和把握國家的本質，他認為，國家的本質在於“國家的政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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