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政治理論的貢獻，是指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分，人們訂立“社會契約”，建立的是“市民社會”，而不是國家。黑格爾把古希臘城邦民主時代、以及西歐啟蒙時代的市民社會“去政治化”，“市民社會”從國家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獨立自主的力量，與“政治國家”相對峙。
但黑格爾闡述“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關係，理論體系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他把“倫理”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家庭，第二階段是市民社會，第三階段是國家。他強調國家在倫理上的至高無上性，認為國家是人類社會生活關係的最高的、最完滿的形態。所以，黑格爾得出的結論就是，國家高於市民社會，是決定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力量和真理，國家是一種獨立自存的、永恆的、絕對合理的東西。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之一是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的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重要來源。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核心內容是論述“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他繼承黑格爾政治理論的核心思想——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分離、相區分，但運用唯物主義哲學“翻轉”了黑格爾哲學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由此，馬克思提出了重要的政治學觀點:（一）認為在時間上、邏輯上，市民社會先於國家，市民社會是國家產生的前提，國家依賴於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與黑格爾相反，馬克思得出結論：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二）對黑格爾“市民社會、國家是觀念的產物”的觀點，進行批判，馬克思說，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提出“市民社會”是國家形成與發展的動力。（三）肯定“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市民社會”從國家政治權力的束縛中掙脫出來，是時代政治進步的結果，就有現代政治制度。當“市民社會”獨立存在，才與“國家”之間形成權力制衡。
綜上所述，筆者將黑格爾與馬克思的觀點，進行“合理的融合”，就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
“市民社會”是未來兩岸政治協商的仲介與基礎
兩岸關係的“終極目標”，是建立統一的“政治中國”，必然需要經由在未來的兩岸政治協商，但只有正確的路徑，才能逐步達致“終極目標”，因此，“路徑選擇”至關重要。
台灣認為兩岸應該交流、探討“民主”，大陸認為“民主交流”需要在政治協商框架進行，台灣以“社會條件”不足為由，回避政治協商。如果說“民主”是兩岸政治的解決機制，那麼，兩岸就需要對“民主的具體形態”進行探討，然而，兩岸對“民主交流”方式的認知存在差距。
筆者認為，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做為一種“國家學說”，適用兩岸關係，可以成為推動兩岸關係深化發展重要的指導原則。
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相互關係理論，“市民社會”是與國家相區隔、自主獨立、去政治化的領域，“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那麼，兩岸就需要先在“市民社會”進行民主交流，而不是直接上升到“政治協商”層次討論“民主”。因為“市民社會”民主交流是未來政治協商的仲介與基礎，是政治協商的準備方式，而在“政治協商”層次討論“民主”，是協商構建統一的“政治中國”。但兩岸對於“市民社會”交流民主，必須首先達成共識，才能開展。
1992年兩岸兩會在香港會談，達成“九二共識”，這一種機制與方式，對兩岸今天怎樣達成“新共識”提供了參照。首先，為達成“新共識”，並不要求通過設立“政治協商框架”；第二，兩會香港會談，做為成功範例，可以成為兩岸達成“新共識”的方式與途徑。
筆者倡議，效仿1992年兩岸兩會在香港會談的機制，圍繞“市民社會交流民主”，兩岸交換看法，尋求“新共識”的表述方式。但與“九二共識”的區別在於，“新共識”必須以“單一文件”出台，“單一文件”可以稱為《指導兩岸“市民社會”進行民主交流的綱領文件》，如此，兩岸就達成“新共識”。
鑒於各方對“九二共識”的詮釋是分歧的、爭議的，“新共識”需要避免日後被爭議性解釋，所以，“新共識”使用的每一個“關鍵名詞”，內涵與外延，都必須給出明確的界定，各方對“新共識”只能有唯一的解釋。
“新共識”與“九二共識”是怎樣的關係？第一，“新共識”不是取代“九二共識”，“新共識”是應對兩岸“市民社會”交流民主的需要，“新共識”的形成過程不涉及“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當然沒有被更改；第二，兩者是平行的、互相獨立的關係，分別做為政治基礎，支持開展“內容相互差異的”兩岸交流事項；第三，“新共識”比“九二共識”在內涵上遞進，因為“新共識”觸及“非政治中國”與“政治中國”之間的模糊地帶，但必須不跨入“政治中國”範疇內。
在“新共識”基礎上，兩岸在“市民社會”進行民主交流，需要遵循“儘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的信條，如此就遠離了“政治深水區”差異性、對抗性意識形態，兩岸交流過程自然就和緩平順，兩岸就走上正確的道路，理性地去追求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景。
兩岸深度交流就是“市民社會”民主交流，在兩岸交流內容逐步加深基礎上，兩岸政治互信才會同步加深，那麼，未來表達“政治協商”訴求就具有正當性。
推動兩岸關係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不斷融合，當兩岸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基礎鞏固，在大陸、在台灣，“民主的政治中國”意識都會成長，台灣多數民意就支持建立兩岸政治關係，兩岸就會採取和平方式，通過“政治協商”，尋求兩岸政治關係的最終解決。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5年5月號，總第2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