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東昇——向中國學習的時代
公元6世紀前後，中日兩國都陷入了政治大漩渦。被日本奉為中華正統的南朝政權更替頻繁，且在與北方的對抗中衰相盡現；日本的日子也很難過，一方面部民奴隸制難以為繼，經濟遭遇制度性困難，而國內的閥族勢力仍然強大，另一方面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屢屢受挫，尤其是562年在半島的最後殖民地任那府滅于新羅，大和勢力被迫收縮回島內。最要命的是，與半島各國關係惡化，在經濟上就喪失了朝鮮的物資、技術及人力資源，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政治經濟矛盾都集中到了島內。
公元6世紀末，日本迎來了聖德太子攝政，中國也由隋朝重現大一統，經過200年整合的中華文明表現出強勁的上升勢頭，而半島的新羅模仿中國改革，國力逐漸強盛起來。這些國際形勢觸動了開明的聖德太子，日本高層最終決定師事中國，引入中國的大一統思想，試圖建立起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來挽救日本的危機。
聖德太子改革僅限於行政及思想領域，未觸及根本，所以作用有限，但至少達成兩項成果：一、通過制憲修史，皇權思想深入人心；二、重開中日邦交，派遣留學生入隋，培養改革人才，為後來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石。大化改新基本可以視作隋唐制度的翻版，即在經濟上建立班田制及租庸調製，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制，日本借此一舉躍入封建社會。
重現活力的日本再度積極干預半島事務，而唐朝也在努力改變半島的政治秩序，雙方出現了對抗局面。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也分別與中日結盟，從而將中日拉到了戰爭的邊緣。出於平息國內守舊派和民眾的不滿，日本急需轉移矛盾，再加上先前隋煬帝三征高句麗慘敗，以至亡國，日本由此產生了戰略誤判，認為唐朝也是外強中乾。白村江一戰中國最終將日本逐出半島，更顯示唐朝區域霸主地位難以撼動。識相的大和朝廷在兩年後恢復派遣遣唐使，一批批的留學生和學問僧被派到中國，唐朝使節也多次赴日。遣唐使不僅僅扮演了外交官角色，還發揮了貿易商團的作用。這種貿易是隱藏於朝貢背後的，再加上來唐的留學生和學問僧都是搭載使節船往返，遣唐使事實上成為了日唐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媒介。
正是通過對唐朝先進文化的全面引入，日本進一步完善了社會體制，充實了本國文化，從而創造出仍舊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白鳳文化和天平文化。這一時期因為文化上濃厚的盛唐烙印而被日本史家稱為“唐風時代”。唐風時代無疑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黃金年代，並留下不少佳話，如李白哭晁衡（阿倍仲麻呂），鑒真東渡等。但隨著以安史之亂為契機的軍閥混戰局面的出現，遣唐使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再加上唐朝索要軍事物資以應付叛亂，不堪其累的日本終於在末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建議下，於894年停派了遣唐使，中日關係從此成為唐人的單向聯繫。
唐朝在內憂外患中滅亡，稍後的五代十國再現了南北朝時代的混亂。中國政局的非正常化使得日本遲遲不肯開放國門，只是與政局相對穩定的越、吳越政權保持有限的官方往來。待到宋朝結束動亂，恢復大一統局面後，日本才重新對中國開放。
日宋交流掀起了中日關係史上空前絕後的高潮。首先，更為開放務實的武士階層執掌日本權柄，放寬了以往的限制，民間貿易得到認可。以往的官方主導模式改為官民並用。其次，由於日本工商業的勃興，對於中國物產的需求相對降低，改而急需大量貨幣。日本原本銅資源有限，且鑄幣品質低劣，於是乎，乾脆停止鑄幣，積極發展對宋貿易以獲取宋朝的銅錢，以滿足國內流通之需。
從平安末期的平氏政權再到後來的鐮倉幕府都積極推進中日關係，三代將軍源實朝甚至打算親率使團訪宋，後因交通條件所限只得作罷。假如得以成行，倒可開中日關係史上高層訪問之先河。中日關係由此呈現出政熱經熱的大好局面，但時間一長，宋朝卻因銅錢大量外流導致國內通貨緊縮，只好向日本提出限制貿易的要求，這大可以看成是雙邊關係史上第一次金融摩擦。但日本表示理解，最終答應了宋朝請求。然而，南宋最終滅於蒙古之手，中日關係不得不戛然而止。
隋唐宋時期的中日邦交堪稱兩國關係史上的頂峰：政治上的互信互助和經濟上的互利互惠。但在文化上，中國仍然是日本的老師。中國的茶道和禪宗正是此時傳入日本，成為武士階層的修煉手段。建築、醫學、書畫、印刷等技藝也備受日本人青睞。此外，這一時期雙邊關係至少呈現出兩個新特點：第一，日本民族意識的覺醒。在小野妹子首訪隋朝時就在國書中一改過去請封、朝貢的謙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而日本國名亦源於此。再次訪隋時更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然而，這僅僅是政治上的獨立，文化上日本仍然是中國的附庸，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平安中期日本文字“假名”及日本民族文學的出現。正由於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在文化上基本擺脫了中國的束縛，進入了所謂的“國風時代”。第二，中國政權大國傾向的收縮。隋唐作為新興的大國，擴張意識較強烈，但宋朝國力弱小，而奉行的文治主義使得宋朝不復唐朝的霸氣，轉而以一種更為平等而靈活的方針處理對外關係，宋代的中日關係由此保持了平等態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