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斷裂——師生互換的年代
中日關係長期以來的總體簡單淡泊，很大程度取決於中華朝貢體系的區域背景，但隨著西方勢力的進入和中華朝貢體系的瓦解，中日兩國走上不同的道路，雙邊關係也開始變得複雜起來。鴉片戰爭對於日本猶如當頭棒喝，1853年美國佩裏艦隊叩關，日本識趣地選擇了開國，並推翻了幕府統治，一個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於東洋列島。打破了舊秩序，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不久，年少輕狂的日本轉而以一種異樣的目光重新審視中國。質疑，輕視，最後變成反感。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的出爐，宣告師生情誼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國際視野中，中國和朝鮮已經淪為落後野蠻沒出息的“惡鄰”。
對於“惡鄰”自然用不著胡蘿蔔，達爾文法則同樣適用於國際關係。先是臺灣，再是朝鮮，最後，日本終於向昔日恩師揮起了大棒。甲午一戰，老師被學生打得滿地找牙，割地賠款。馬關春帆樓談判桌前，白髮蒼蒼的李鴻章與年富力強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當時中日兩國的真實寫照。李鴻章一度因為洋務運動被伊藤視為偶像和榜樣，但現在不過是個可憐兮兮，行將就木的老朽。
此後，中日沿襲千年的師生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逆轉。中國被日本遠遠甩到背後，儘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敗擺在眼前，何況還是被學生打敗。日本給中國帶來的心理衝擊比任何歐美國家都來得強烈。中國人在憤憤之餘，也開始對日本另眼相看：試問，此等小小島國一經變法就將泱泱中華擊敗，如果中國變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於世界民族之林。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得中國喪失了機遇，幾年後，日本派兵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儼然以列強圈內人自居。而日俄戰爭中黃種人打敗了白種人，使得中國開始對日本頂禮膜拜起來。
面對一個軟弱無力的清政權，列強急需能夠穩定中國局勢的新代理人，種種滲透活動在中國展開。不過，要說到滲透規模之大，涉及面之廣及交流之深入，日本都堪稱第一。這固然是因為日本工作到家，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同感更是重要原因。在他們看來，日本和中國同屬黃種人，從以前的國家體制到文化都很接近。事實上，今非昔比的日本也頗有幾分先進帶動落後的“大東亞共榮”意識，於是乎，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在中日之間展開。
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始大量派遣留學生赴日，這些留學生被稱作“鍍銀派”，以區別于留學歐美的“鍍金派”。鍍金派側重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革，多投身學術及媒體圈；鍍銀派則側重於富國強兵，在政治軍事領域多有建樹。蔣介石是日本陸軍士官生學校畢業，孫中山早年多活動于東京，身邊也有一批“日本友人”，其中除了少數白求恩式的國際戰士，多數屬於政府背景下的雇傭兵，有些人還戰死在中國，甚至連孫中山的“中山”之名也源自在日時的化名“中山樵”。說白了，這都是日本官方有意識有計劃的“革命輸出”而已。
與政治滲透相比，思想文化上的啟蒙更為國人所接受。當時的西方書籍多先由日本翻譯，再傳入中國，所以中國人接受的是日本色彩的西方思想。現行的中國社科類詞彙中有70%是日本創造。當一個民族連語言都受到外族影響，那麼在思維方式上也難免被引導。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思想也是由日本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家如李大釗、陳獨秀、趙世炎、董必武等都曾東渡扶桑。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正如當年遣唐使促進日本文明發展一樣，這些中國留學生也塑造了20世紀的中國，不管是清朝、民國還是新中國，近代中國興衰榮辱的背後似乎都閃現著日本的影子。
這段親密接觸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巴黎和會上山東省被割讓給日本，使得中國反日情緒高漲。而孫中山晚年提出的“聯俄聯共”主張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資助吳佩孚、張作霖等北洋軍閥，並阻礙國民黨的北伐。1926年的濟南慘案不但驚醒了國人，更把蔣介石推到了英美一邊。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野性難馴，與日本衝突日漸尖銳，日本只好自導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結果又導致張學良改旗易幟，倒向南京政府。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
自大正民主運動以來，日本一直由文官主政，實行政黨政治。有心人或許會發現，這一時期日本對華措施相對低調，但被軍方視為懦弱消極。1931年九一八事變事實上也是由關東軍策劃實施，內閣事前並不知情。九一八事變使得日本軍部勢力空前高漲，最終引發了1936年二二六兵變，軍部控制了日本政局，並將整個國家帶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強悍好戰的軍人政權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及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這是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時也為日後雙邊關係籠罩上了一層陰影。
戰後，日本處於美國單獨佔領下，中日關係陷於停擺狀態。忙於內戰的蔣介石根本沒有深究日本的戰爭責任，這倒令日本朝野頗為感動。新中國成立後，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於1952年與日本建交。這固然有美國主導因素在內，但有感于“蔣公寬宏大量”的日本政界在內心深處又何嘗不是將臺灣政權視為中華正統？隨著舊金山體制的確立，日台也成為美國在亞洲遏制新中國的重要棋子。
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對抗關係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中期，由於中蘇關係惡化，中國不得不單獨面對強悍好鬥的北鄰，聯手遏制蘇聯就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戰略利益。日本起初對與中國恢復邦交還猶豫不決，但在尼克松做出榜樣後很快與中國締交，事實上形成了中美日共同遏制蘇聯的亞洲格局。1972年之後，蘇聯解體之前的20年時間是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蜜月期。日本商品、技術、音樂、影視大量湧入中國，而相對應的是大量的中國留學生赴日學習。因為中國在締交時主動放棄國家戰爭賠款，日本只好改用政府援助的形式對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進行賠償，大量的日本援建項目在中國遍地開花，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上海浦東機場。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維繫中日關係的共同戰略利益基礎——蘇聯威脅消失，中日兩國先前沒有解決，只是被友好氣氛掩蓋的諸多矛盾浮上水面，防範與對抗逐漸成為政治關係主流。不容抹殺的是，當中國在1990年代初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封鎖時，是日本頂住盟國壓力，率先解除了對華封鎖，所以將日本描繪成一個因為對中國快速發展感到妒忌和恐懼，進而進行阻撓破壞的壞蛋國家無疑有失偏頗。（來源: 南風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