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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在臺灣的幽居歲月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7-09-30 11:14:58  


36歲的趙一荻在幽居中。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溫泉。“那本書(注:指《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出來之後,我也聽到有一種說法:有人還覺得大伯過得不錯,住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好像過著"田園生活",其實他們那10年過得很苦,井上溫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也能熟練用縫紉機自己縫衣被,以抵禦山中寒冷。那裏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裏,大伯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弄著小貓打發時間。那十年完全與世隔絕,沒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變20周年。蔣介石想起了張學良。負責看管張學良的劉乙光從臺北帶回蔣介石的命令,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而張學良本已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但身在囚籠,又不得不寫。這篇文章本是張學良作為私人信函給蔣介石的,但被蔣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還要求他親筆重抄一遍。這篇文章後來還流傳到外部,成了所謂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從張學良的日記看,當年這些“奉命之作”讓他幾度情緒失控。 

  ●重新回歸的張學良 

  1960年,張學良遷至臺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剛過完60歲生日不久的張學良,按宋美齡的吩咐,與董顯光(注:臺灣原所謂“駐美大使”)到臺北士林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蔣宋夫婦時常去的,被外界稱為“私人禮拜堂”。每逢做禮拜,這裏總是聚集了很多國民黨元老及上層人物。那天,張學良與董顯光最後一個到場,他們悄悄坐在最後一排。禮拜結束時,蔣介石與宋美齡一同緩步退出,宋美齡邊走邊與眾人打招呼,走到最後一排,她忽然向張學良伸出手。這一舉動,讓所有在場者目光都驚訝地投過來,他們發現與宋美齡握手的,竟是“失蹤”多年的張學良。 

  蔣、宋離去後,張群、何應欽等紛紛上前祝賀。張學良後來悟道,這是宋美齡為他設計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後每次做完禮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敍舊,原來嚴密的看管也有所鬆動。 

  “大伯經常說,如果沒有宋美齡,他的命運可能改寫。宋美齡一直對大伯比較照顧,她經常給大伯寫信,信的開頭稱之"Dear漢卿"。有時還會隨信寄來各種禮物。”宋美齡原本就與張學良、於鳳至很熟悉,上世紀50年代時,宋美齡幾次去美國看病,都特地找機會與於鳳至及其子女見面。回臺灣後,她把見面情形寫信告訴張學良,每次提到於鳳至,她都稱“鳳姐姐”。也許因為宋美齡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那時對趙一荻幾乎隻字不提。而張學良最終與於鳳至離婚、與趙一荻結婚也是在宋美齡提議下完成的。自這一次公開露面後,張學良的生活有了些變化。在宋美齡和蔣經國安排下,他自己出資選地設計,在臺北市近郊北投復興路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樓房,院裏有假山、魚池、花房等,條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時大伯還是不能輕易與家屬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曾任蔣介石私人醫生的盧志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聽說那天大伯、大媽到董顯光家做客,隔著大玻璃窗。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兒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坦率地說,我有些失落,這個形象與大伯在我想像中的"英俊少帥"的樣子相差太遠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當局”批准下,與家屬見面。而這一面,他與壽夫人及弟弟張學森等親人之間,整整隔了25年。 

  此時張學良的“自由”仍有限,來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幹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他在外頭不可以隨便跟生人講話,否則會被警告。有時大伯在外面會被人認出來,那些人或者想問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馬上被身邊的那些便衣攔住。” 

  “每次到我們家,身邊總是有七八個便衣跟著。伯父來之前,他們先進屋,每個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見有陌生人,就會逐一盤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趕走。我們一家人聊天時候,他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對此也特別反感,經常對他們說:可以了吧,你們可以下樓了吧!到了吃飯時間,我直接下逐客令,他們就下樓自己吃飯。” 

  而那時的張學良對此已經很淡然,他總是跟張閭蘅說:“行了,你別跟他們衝突了,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為了避免給大伯他們找麻煩,張閭蘅平時也不常去,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張家兄弟中,張學良與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走動得比較多。“大伯特別喜歡到我們家來”,張學良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經常通過姐妹倆瞭解外面的世界。有時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時上樓來催,趙一荻有些緊張,可張學良正聊得興頭上,故意裝聽不見。“大伯曾跟我們提起,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可當年風雲一時的"少帥",眼下連基本自由都沒有。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來源:瀋陽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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