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麼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實踐受到了胡適很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對胡適十分尊敬。
●青年毛澤東沒有出國與胡適有關
胡適只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於1891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範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後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8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學生的由來。後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並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作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願望，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作了解釋，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與胡適的態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贊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週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但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於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當時在報刊雜誌上見到的“主義”，在文人學者嘴裏的“主義”是琳琅滿目：無政府主義、過激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也是五花八門：基爾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王揖唐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胡適對“主義”的抨擊，其矛頭針對的是當時普遍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種思想方法。在胡適看來，那種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具體問題是思想上“懶”的表現，因為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極容易，這是一。其二，胡適認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如若我們不去實地研究這個社會的需要，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麼能有用處呢？其三，胡適認為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其四，胡適認為“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到了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