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來自哈佛的中國通在其日記中這樣評價母親：
“龔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産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彌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她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國民黨種種罪行的訴狀—暗殺、鉗制輿論、搗毀印刷廠、捏造罪證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監獄，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罷工權等等。當斥責國民黨拒絕給予自由權，而共産黨也同樣拒絕給予時，龔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場上，顯出純粹的正直了。她知道雙方的內情，因爲她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
龔澎的魅力傾倒了美國大使館和外國記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輕人 ,她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征”。費正清在給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發現龔澎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産生一種馴服功能。布魯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樣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熱情，別的記者更不用說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因她的魅力而發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律克·薩瓦萊德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利浦·司普勞斯則是暗自表示傾慕之情。英國大使館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這樣，還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點是，她具有像你一樣的善于同人交談的品質。”
費正清夫人費慰梅是一位畫家，時任美國大使館文化專員。當時正在收集中國的繪畫、漫畫和少數民族美術工藝品等，預備拿到美國華盛頓去辦展覽，以增進美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費慰梅很信賴母親，她認爲母親爲人公正，懂得藝術，找哪些人的作品、找哪一類作品，她大都征求母親的意見。母親曾向她介紹了許多解放區的漫畫、木刻、剪紙等藝術品。
有一次母親突然生病發燒，費正清得知後告訴了《紐約時報》記者布魯克斯·埃特金森，他把母親悄悄送到海軍醫生那里，經過診治,母親患上了痢疾，在服用了幾片磺胺藥片後，她很快就痊愈了。父親到達重慶後，經常與母親一起向他們夫婦學習美式英語。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對美籍記者態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爲了加强對外宣傳，提高我們的外交地位，我們應當主動有計劃地提供各種適當的材料，以形成“與英美之間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
爲了打開對外宣傳的局面，母親與各國記者和國際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與對方聊天、談家常，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强加于人，而是盡量尋求共同點。母親總是興趣盎然地傾聽別人的談話，幷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個人的獨特個性，對意見不同者不抱有成見。記者們與她很談得來，也因此願意接近她。這種氛圍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周圍的人們。一位美國記者曾說，他也知道龔澎是爲共産黨說話的，但她的話不但聽來令人信服，日後也能得到時間的考驗。也有被反動宣傳所蒙蔽的外國記者，常常說些帶有侮辱中國人民的語言，母親對此極爲冷靜，她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說服對方。所以外國記者對她都十分敬重、欽佩。
母親在重慶涉外新聞界中贏得了廣泛的歡迎和信任。許多外國記者不願意到重慶新聞局那里獲取資料，却更願意聽取來自解放區的聲音。國民黨行政院新聞發言人張平群學識淵博，通曉中、英、德幾國文字，與周恩來是南開時期的同學。盡管是政治上的對手，但他很敬重母親，說龔澎很能幹，對待工作一絲不苟，與記者打交道時非常靈活，能够隨機應變處理問題。他的夫人也對母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成爲美國老牌電視評論家的塞瓦賴德說：
“一看見龔澎,我便産生了毫無用武之地的感覺……當一個三心二意的自由主義者面臨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真正的强者的時候,他就會産生這種全然徒勞無益的感覺，這位强者是這樣一個人，她甘願冒險犯難，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高貴的事業，獻給她永遠也看不到的未來—凱歌高唱的明天。”
自然,在這樣一位受歡迎的女記者周圍，浪漫的插曲會悄然響起。當時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對母親極有好感，盡管他知道不會有什麽結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戀著母親。他沒有任何非分的舉動，却總是默默地出現在媽媽經常出現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親一如既往地對待每一個朋友。很多年之後，幾位老記者還得意地講起這段浪漫的故事。
王安娜是父母親的老朋友，她在《中國，我的第二故鄉》一書中寫道：
“聰明的龔澎，她就像畫中的美人。在外國記者中，龔澎很受歡迎，因此，那些懷著惡意的家夥便到處宣揚：外國記者的報告非常親共，是因爲他們想得到這個很有魅力的女共産黨員的偏愛。龔澎與記者們很友好地合作，但幷沒有個人感情摻雜在內。對那些頗爲露骨的求愛的話，她總是采取聽而不聞的態度，不加理會，但外國記者中幷沒有人因此而對她抱有惡感。”
母親對現實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她認爲自己還很膚淺，還有很多沒有讀懂的理論，不能僅僅成爲一個宣傳家，她經常對自己進行嚴格的剖析。（來源：人民網 本文摘自《喬冠華與龔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