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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明復 |
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許多新問題，王稼祥指示由中辦翻譯組和新華社對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會議文件譯成俄文，並指定由薑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電話，要中辦翻譯組和新華社對外部派人到他辦公室。朱瑞真和鄭葵（徐葵？）去了，他還把正在北京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師哲也請了去，共同研究會議文件俄文翻譯中的疑難問題。如“不斷革命”一詞本來是當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個極“左”的口號，蘇聯批判了好多年，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八大二次會議文件中的“不斷革命”應當如何翻譯？再如“一個躍進接著一個躍進”，有人說，譯成俄文就是“一個跳躍接著一個跳躍”，跳躍式地向前發展有點像兔子賽跑，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很難翻譯。其他如“馬鞍型”、“波浪式地前進”等提法，也都有這樣的問題。爭論最多的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有人說，沒有奮鬥的目標，沒有達到目標的期間，而且也沒有主語，這不像一條總路綫；也有人說，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這是一般常識，誰都懂得鼓足幹勁比松松垮垮好，力爭上游比甘願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費强，這樣譯成外文，人家會嘲笑我們。當時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剛剛過去，大家對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見也不敢擺出來，我們幾個青年人鼓起勇氣，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問題。王稼祥和師哲並沒有責怪我們，一再說，原文如此，翻譯無權改動，但你們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內把譯文表述得更圓滿些，盡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這時我們抓緊機會提出就“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的翻譯問題向這兩位老前輩請教。師哲說，1956年蘇共20大後，他曾請示過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說，“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是貶義詞，應該翻譯成“個人迷信”；後來他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只能譯成“個人崇拜”，不能譯成“個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譯仍把這個詞譯成“個人迷信”。這樣就有了“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兩種譯法。師哲提醒我們，兩個月前，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對斯大林正確的東西還要崇拜。對于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因此，你們在翻譯正式文件時，必須譯成“個人崇拜”。
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赫魯曉夫感到擔憂。他很害怕中國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在東歐國家蔓延開來，便打破沉默，開始批評和挖苦。他還把保加利亞領導人召到莫斯科，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大躍進運動，否則不再向他們提供貸款和經濟援助。
中蘇兩國領導人的第一次爭吵
1958年7月21日傍晚，蘇聯大使尤金來電說，他受赫魯曉夫委托請求緊急會見毛主席。毛主席于當天晚上9時許接見了他，我擔任翻譯。
尤金說，赫魯曉夫提出要同中國建設一支共同艦隊，蘇聯的自然條件使蘇不可能充分發揮核潜艇艦隊的作用，中國的海岸綫長，四通八達。毛主席聽後非常惱火，他質問尤金，你們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否則就不幫助我們？尤金支支吾吾，說不清楚。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內游泳池第二次接見蘇聯尤金大使，直到下午四點才結束。
毛主席說，看來，中國海軍提出的關于建造核潜艇的請求可以撤銷。核潜艇是一門尖端科學，有秘密。中國人是毛手毛脚的，給我們可能會發生問題。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産生了合營問題。毛主席越說越有氣，他接著說，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的海岸綫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此外，還有什麽理由？現在我們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們的請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綫交給你們，把過去的旅順口、大連加以擴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我們總要有自己的艦隊，當二把手不好辦。搞海軍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我們也不幹。我在莫斯科也同他吵過嘛！赫魯曉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這次提出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可能是我誤會了，但話要講清楚。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如果講條件，雙方都不必談。在談話中，毛主席還談到蘇軍方提出的在中國修建長波電台（雷達站）、在華蘇聯顧問工作中的問題以及對米高揚的意見等。
毛主席最後說，我要跟赫魯曉夫直接談，要麽我到莫斯科去，要麽他到北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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