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調查信 譚啓龍派秘書方興去調查
譚啓龍接到周總理的信後，迅速派省委辦公廳大秘書方興去惠民、廣饒做調查。於是，方興帶著周總理和譚啓龍的重托，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經過仔細認真的調查分析，向譚啓龍如實地反映了情況，寫出了詳細的報告:
譚政委（譚啓龍當時是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作者注）:
根據您的指示，我11月2日到惠民專署結核病防治所找到了向中央負責同志寫信的曹樹立同志，後來又到廣饒縣了解了曹樹立同志父母病死的一些情況。我先後走訪了結核病防治所黨委、病房支部、廣饒縣委、縣公安局（曹原工作機關）、城關公社和三村生產隊，并訪問了曹樹立同志的家庭和鄰居。
從各方面反映看，曹樹立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原籍廣饒城關三村，家庭成分是貧農，1948年冬（他15歲時）參軍，在縣公安局當戰士，1950年當見習幹事，1951年任內勤幹事（戶籍員），自1953年患肺病，在濟南和本機關休養了一年多，1955年春到惠民專署結核病防治所療養，至今6年多，現在病情比較嚴重。他的父母於今年古曆八月初九和二十七日先後病故，現家中還有哥、嫂和三個侄子，另有一個弟弟在南京部隊任教員。
曹樹立同志在開始參加工作時，表現很好，1950年被接收為預備黨員，但後來因為搞戀愛影響了工作，領導上批評了他，他有些不滿，工作開始消沉。後來得了肺病，原來的戀愛對象也和他疏遠了（現已和另一個人結婚，并生了孩子），使他的精神受到了一些刺激，幾年來，他在醫院里背著思想包袱，心情不舒暢，因此療養的效果不够好。據醫生講，現在他的左翼肺已經完全壞了，右翼肺病灶也在蔓延，治好的希望不大了。這種情況，也加重了他的悲觀失望情緒。由於長期養病，醫院里政治工作也差，他對目前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也都不大了解，對三面紅旗和當前的困難想不通，特別是因生活問題父母雙亡之後，他思想上更加苦悶混亂，同他一起養病的同志反映，曹平時個性比較孤僻、沉默，在他父母病死後，曾一度有些神經失常，企圖自殺。他上述思想問題，雖然醫院黨委、支部和他進行了談話，安慰他，廣饒縣公安局也曾派人看他，并在經濟上給他一點補助（今年兩次給他50元），但是他的情緒始終沒有轉過來。他給中央負責同志的信就是在這種思想極度苦悶混亂的情況下寫出的。
這次我見到他，首先向他說明了來意，轉達了您指示的向他慰問的意思，他當即表示很感激，他說:“我原來以為那封信中央負責同志是不會看到的，可能秘書看後就扔到字紙簍里去了，沒想到中央負責同志這樣重視，沒想到譚政委專門派人來看我，這給我很大的力量。”接著，他詳細談了自己的心情和給中央負責同志寫信的動機。他講了很多，主要是這樣幾個問題:一是感到幾年來農業生產搞壞了，老是轉不過來，老百姓吃不飽飯，死了那麽多人，究竟是什麽原因？誰應當負責？今後怎麽辦？自己心里著急。二是對三面紅旗，現在醫院里的同志有各種不同的看法，自己也糊里糊塗，不知誰是誰非？三是對山東的問題，“光說舒同犯了錯誤，大刮五風，難道中央就沒有責任嗎？”舒同已撤職一年了，為什麽還大批死人？四是認為下邊欺騙中央，中央、主席不能完全了解下情。因此，就直接向中央負責同志寫信。根據他談的上述問題，我向他作了一些解釋工作，向他介紹了幾年來全國全省形勢的發展變化，講了三面紅旗是正確的，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主要是在執行中央、主席的指示、政策中犯有缺點錯誤，中央和各級都已從積極方面總結了經驗教訓。農村貫徹十二條、六十條後，已有積極結果，農村形勢除少數災區外，已有好轉，說明山東的問題，除五風外還有特殊問題，舒同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把舒同同志錯誤的性質簡要向他談了一下）。同時，將去年十月以來中央、省委的許多重要措施告訴了他，說明我省農村形勢已有很大好轉，全省多數地區今年收成很好，只要做好工作，明年一定會比今年更好，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兩個談了大半天，他情緒很高，這次談話，他感到有不少幫助，許多問題弄明白了。他一再表示:這次您派我對他進行談話和慰問，使他非常興奮和感動，對他是個很大的鼓舞。他要我向您和中央負責同志匯報:他今後一定安心休養，聽醫生的話，爭取早日恢複健康，繼續為黨工作，來報答黨對他的關懷。最後表示今後有事要常和譚政委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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