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日，周嵩堯在京病逝。去世前，遺言將自己收藏一生的貴重文物全部贈送給侄兒周恩來。周恩來臨終前又遺言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1995年，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孫覺回家鄉阜寧時，順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參觀周恩來紀念館。座談時，孫覺主動提出，周恩來遺贈故宮的這批文物，故宮方面一直沒有登記入庫，作臨時寄存處理，如果周恩來紀念館有意收藏，他可以幫忙聯系。我們當然是求之不得。後經筆者六上北京，終於將這批20類24件珍貴文物全部由故宮提出轉為周恩來紀念館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回憶，大約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來的病勢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療無望，而在“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下，國事日非。鄧小平雖已出來工作，但不斷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謠中傷，隨時面臨保不住職務的危險，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較靠後，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鄧小平的治國才能和人品學識，是繼毛澤東之後共和國的中流砥柱。
那天，周恩來頭腦比較清醒。他不顧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內的醫生、護士全部退到病房外。這是他住院期間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鄧穎超和高振普之後，周恩來要高振普拿來紙筆，讓他寫東西。高振普幫助他做好一切，并幫他坐穩後，也轉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來阻止了。事實上，周恩來當時長坐已很困難，必須有人扶著他。這時，周恩來用左手托著放好紙的木板，用右手顫抖著寫字。鄧穎超見狀，便對他說:“你口述，我代你寫。”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回答說:“不用了，還是我親自寫。”
高振普看見周恩來是在向毛澤東寫信，提議由鄧小平代替自己擔任的國家和黨內的職務。高振普回憶說，周總理在信中雖沒有寫上要鄧小平同志任黨內“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這是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拼盡全力舉薦鄧小平的最後一搏。
周恩來的這封信寫好後交給了鄧穎超，由她轉交中央，并向鄧小平通報了信的內容。
鄧小平再度出山後，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并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將鄧小平安排到這種位置上，顯然是毛澤東考慮到他的百年之後。但是，這種安排卻急壞了“四人幫”。
“四人幫”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們先後制造了“風慶輪事件”、“蝸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計要將鄧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四人幫”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別是對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從恨鐵不成鋼到直接的不滿意，所以盡管“四人幫”對鄧小平一再告狀，他都置之不理，并且嚴厲地警告他們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結成“四人幫”。但是，江青一夥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遠新（毛澤東侄兒，時任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整頓 ”的結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因為毛澤東曾對身邊人員說過:“我毛澤東一生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打倒了蔣介石；第二，搞了個文化大革命。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不多；對後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澤東晚年最大的一塊“心病”就是怕他身後有人站出來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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