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張春橋也許是預感到自己人心的喪失，力量的單薄，曾不止一次對他在上海的親信說過，軍隊靠不住，軍隊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現在軍隊已經將槍口對準了“首長”，形勢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在上海灘上說一不二的“女強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接著，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負責分管宣傳和新聞媒體的徐景賢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廣播電台和報社的新聞界負責人“吹吹風”。
就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三天下午，他們在上海的一夥餘黨分成兩個地方，分別按照計劃，開始對控制的“文”“武”兩支力量的頭頭進行“吹風”和“打招呼”。
公安部“內線”告密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來到康平路小禮堂。
參加“吹風”會的有解放日報社、文匯報社、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新華分社的有關人員。
徐景賢在會上將於會泳突然不出國，《人民日報》魯瑛接電話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長”聯係不上，房佐庭在電話裡總說他“老胃病發作”等情況向這些人作了“通報”。
接著，他根據軍隊可能發生“政變”的猜想說：“中央電台通知停播的兩首歌曲《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和《永遠按既定方針辦》，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蘇修軍隊侵佔捷克時，捷克國家電台有一名播音員聽中央負責人的指揮，堅持廣播了一天的抗議聲明，根本不聽蘇軍的。”
徐景賢還布置了各新聞單位的保衛工作，指示要調集民兵來保衛。並要求這些人發表什麼東西，都要告訴市委，把上海的輿論牢牢地控制起來。
為了進一步摸清情況，會議結束後，徐景賢又給浙江省委某副書記、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別打了電話。王秀珍接著又給遼寧省委某副書記打電話，要他給當時在北京的毛遠新那裡打電話。
由於中央和直接參加行動的8341部隊，對這次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謹慎、嚴密，致使他們在上海的餘黨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幾經打探也未能獲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讓一些骨幹分子列席。這次會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與《紅旗》雜志編輯部通電話的情況。
徐景賢在會上強調：“這種種跡象說明中央出了事情，我們大家都要有思想準備。”
散會後徐景賢回家吃飯。這時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氣了，就跑到徐景賢的家裡，找徐景賢，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對策。
由於徐景賢急著要去劇院看演出，就說：“我下午已經找報社、電台的人談過了。國務院有幾位部長在上海，今晚上看戲，我將到劇場露露面，同時摸摸情況。你們到學習室等我，我一會兒回來再談。”
徐景賢在戲院裡坐了一會兒，就找了個借口離開，急忙趕回康平路。這時學習室裡已擠滿了人，氣氛很緊張。
還未等徐景賢向這夥人報告剛才的“好消息”，警衛處的康寧一就急忙向他報告，說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從北京打來電話報告暗號：“我娘心肌梗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