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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的戰略思考。當時，西方記者問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毛澤東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
（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中國人民將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的前夕醞釀產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英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的。
新中國“外交方針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
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態度非常明確：新中國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宣布“廢除賣國條約”，宣布對於舊中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這裡，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正是在“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營造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的原則指導下，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政策也開始有了“腹案”，即後來所歸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形象化的說法就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據周恩來1951年回憶：“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 ”。這是一項從維護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放棄對於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香港的主權要求，堅持徹底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的立場和奮鬥目標，在這一點上，沒有也不允許有“絲毫的動搖和妥協”；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要“謹慎從事”，要避免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從“單純的革命熱情”出發“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在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一攬子”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時，“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經非常透徹地闡釋了這一戰略決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
1949年2月，米高揚代表斯大林來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經醞釀成型的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時，毛澤東也向他耐心地說明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一立場：“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事實上，早在中國內戰剛剛爆發的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的戰略思考。當時，毛澤東會見哈默、羅德里克、陳依範三位西方記者，哈默問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毛澤東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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