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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對我來說,小平同志是領袖,更是學校。遺憾的是,我永遠也學不完,永遠也沒法從這所“大學”畢業。好在這個學校會永遠開放,我永遠也不會給自己放假。 |
核心提示:外賓走後,我顧不上初次與小平同志說話的拘謹,徑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寫完了消息草稿,想給您念念,請您審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聽懂了我的山東普通話,微微笑了笑,擺擺手,用濃重的四川話說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責任制嘛,這是你的事。”接著又說:“感謝外交部的同志,你們工作得不錯。不拉手了,再見。”沒想到,第一次擔任小平同志的發言人就這樣平平常常地結束了。
我連學士、碩士都不是,但卻覺得在一定意義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導”。當然,也只是打個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從駐萊索托王國使館調回,任當時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馬毓真的助手,兼部發言人。這開始了我自1964年進入外交部以來最忙碌、心理負擔最重的一段日子。對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識面不够,缺乏相關經驗。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駐過九年,在“五七”幹校、解放軍農場勞動三年,並在外交學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文化部以及劉伯承元帥任院長的解放軍南京高等軍事學院做過翻譯。
為盡快熟悉工作,我經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麼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報:從那時起,我開始不斷有機會為小平同志工作,能經常當面聆聽他對外賓的談話,直接學習他如何為祖國交朋友,維護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參加小平同志會見外賓的活動,擔任會見的發言人,即負責寫會見的吹風稿,然後向中外記者宣讀;說得更明白點,大體相當於為國家通訊社起草新聞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小平同志,給我留下了非同尋常的印象。說非同尋常,不是說他看上去與常人有什麼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說他對自己的事業那麼充滿信心,對外國朋友那麼真誠、坦率,談吐深入淺出,有針對性,分寸感強,對自己身邊的同志又那麼隨和。
記得他比外賓提早大約十分鐘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叙趕忙說:“小平同志,我想把會見的有關情況向您匯報一下。”小平同志說:“不用了。”韓叙又拿出一份簡報,小平同志說:“不看了。”接著就坐在那裡沉思。我一時無事,便望著他,覺得他安詳的神態與前額上的皺紋、微閉的雙目,正慢慢凝為一體,融入時空,成為一座對人民謙恭、對邪惡仇恨的經典雕塑。
待外賓進入會見廳,這尊“雕塑”立即活躍起來,話匣子一經打開,便滔滔不絕,引人入勝。時間不長,內容卻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時間談得還要豐富。
我抓緊時間寫我的吹風稿,我想在會見結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審閱。這是我的前任留給我的寶貴經驗。會談結束前的六七分鐘,我寫好了草稿,然後緊緊盯著小平,心想千萬不能讓他不看、不聽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們說過,等他離開後再找他就難了。不一會兒,小平同志和外賓握手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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