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16日，蔣介石設宴為回台灣講學即將返回美國的胡適餞行，胡適向蔣介石提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問題。大致內容是：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 盡在不言中”也。憲法只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1956年，蔣介石70歲生日，國民黨《中央日報》負責人胡健中希望胡適寫一篇為蔣介石祝壽的文章，胡適答應了。他在文章中講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小故事，然後說明自己的用意：我當年在武漢第一次見他的時候，就托人送給他一本《淮南王書》，希望他能够像書中說的那樣，盡量克制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輕易做一件壞事那樣。今天我要奉勸蔣先生的還是“無智、無能、無為” 這六字訣，希望他能够做一個無智而能“禦衆智”，無能無為而能“乘衆勢”的“總統”。
胡適向蔣介石提了這麼多尖銳的意見，老蔣並沒有斤斤計較。1948年，他就幣制改革向蔣進言，“都是很逆耳的話，但他（指蔣介石——游注）很和氣地聽受。”（胡適日記語）1956年胡適寫的向蔣祝壽的文章，《中央日報》不敢登，胡健中請示蔣介石，蔣介石說：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結果文章一字不漏地登了出來。1962年2月24日，已回台灣定居、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主持該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驟然離世，蔣介石得知消息，立即寫下一副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以示哀悼。27日，蔣介石又送來挽額：“智德兼隆 ”。3月1日，蔣介石親臨吊唁現場與胡適遺體告別。6月27日，蔣介石又頒布“國民政府”褒揚令，表彰胡適一生對國家民族的貢獻。
蔣介石對傅斯年和胡適能够忍耐和寬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胡適、傅斯年多年與蔣介石有很好的私交，他們提意見是以“改良政治”為目的，不會動搖老蔣的統治；比如蔣介石有一種每天都自我反省的習慣，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來，這種自我反省可以幫助他聽取某些不同的意見。比如宋美齡是基督徒，性情比較溫和，同時又熱心於政治，老蔣對其言聽計從，這也可以幫助蔣對某些知識分子採取比較理智的態度。但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蔣介石希望通過這些舉動“感動”知識分子。蔣介石在大陸執掌國民政府時，外有日本的入侵，內有派系的傾軋，政權搖搖欲墜。退居台灣後，大陸相對強大的國防力量又構成心腹之患。為了“社會穩定”，他自然會最大限度地減少政治對立面，把對鞏固自己政權有用的人物都團結到自己身邊。
我們過去的歷史對蔣介石的評價有不少偏頗的地方，但說老蔣是個獨裁者，這是沒有爭議的，事實上，蔣介石對涉嫌“赤化”的知識分子並不忍耐、寬容，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等人的喋血，也無法理解魯迅被列入暗殺名單了。不過，老蔣對胡適、傅斯年等同路者的忍耐、寬容，不願搞整肅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確實影響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來源：新華網／中國經濟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