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行的表現和隨後所作的匯報給上級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將他調到北京，在那裡他可以協助管理全國的電機生產，但是一項新的、更為重要的任務突然出現了。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包括一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內的一項重要工程———剛剛成立。汪道涵建議由不到39歲卻有著動力工程領域過硬履歷的江擔任所長兼黨委副書記。身兼兩職給了江很大的權力，這一任命把江提拔進了高級領導幹部的行列。
江對於這一任命心情複雜。雖然他將成為有300多人的新機構的領導，但他更喜歡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職務的一個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沒法與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開始。儘管江每年有一個月的假期可以與家人團聚，兩地分居還是使這個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價。另一個不利因素是，武漢作為湖北省的省會處於政治主流之外。不過，事實很快證明，這一點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後的幾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願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運初見端倪。一家上海報紙刊登了抨擊北京市一位副市長所寫劇本《海瑞罷官》的文章。評論的作者是一個叫姚文元的人，他聲稱該劇含沙射影地攻擊了毛主席，陰險地暗示有黨的高級幹部在背地里支持該劇。後來結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為他人所操縱，特別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傳幹將張春橋。他們三個再加上一個名叫王洪文的工廠保衛幹部將會成為臭名昭著的“四人幫”。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幫”(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四人幫”尚未形成)對毛危言聳聽地說，“你的命令沒人理會，你的權威正被人篡奪 ”。毛則認為可以通過淨化中國的意識形態加速中國的發展，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卻來源於他的信念，這信念產生於他動蕩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須再次使中國革命化。“文化大革命”開始是為了阻止中國走上蘇聯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道路，最終卻化為十年浩劫，幾乎毀掉整個國家。毛想造福的對象——工人和農民 ——全都變得更加貧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樣，毛又一次求助於人民，敦促他們譴責其領導人和被他稱為“閻王殿”的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一些部門。當年晚些時候，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分別被打成“頭號走資派”和“第二號走資派”。兩人都遭到清洗。劉少奇夫婦受到了紅衛兵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當監獄方面拒絕治療劉少奇的糖尿病時，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鄧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較長時間的艱辛，但其命運要好得多。
類似的懲罰也落到了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頭上。最初，他們並不認為這種瘋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熱情緒和激進分子與投機分子的推波助瀾下，“文革”迅速升級，並失去控制。毛澤東，一個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卻被嚴重扭曲了，對他的崇拜籠罩著全國。年輕的紅衛兵大多數沒受過多少教育，他們揮舞著記錄著毛主席語錄的紅寶書，好像它是神靈的啓示一般，對任何他們認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審判。紅衛兵呼喊著製造不和的口號：“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永遠忠於毛主席”等。
大學被關閉了，教授們被流放到農場去清掃豬圈或在水稻田中勞作。當“革命委員會”接管了為數不多的仍在辦公的機構以後，運動進程告一段落。人們開始相互為敵———工人對工人、朋友對朋友、孩子對父母。隨著數百萬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掃進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毀掉了。30年後，江澤民說：“貶低和破壞美好文化藝術的荒謬行為是完全錯誤的。”
起初，江最擔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識到無政府狀態並沒有像多數人希望的那樣快要過去，而是正在不斷蔓延。12月，他請了一個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兒子。他決定取道北京，他這樣繞道有其深意，是想親身感受一下正在發生的一切。
到達首都後，江了解到，一機部所有高層領導都已經或即將被打倒，並發配到農村去掃豬圈和種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樣都被流放。他們銷聲匿跡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樣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紅衛兵蜂擁在市委大樓門前，高呼口號要求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下台。兩人都曾有過光輝的革命記錄，現在卻遭到攻擊。據說是因為陳拒絕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12月30日，聚衆鬧事者突破了軍隊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辦公室———該事件被稱為“康平路事件”。此後不久，陳就被揪出來參加了3次批鬥會和公審，電視台對此進行了現場直播。此後他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被清洗了。江澤民後來把這一階段的動亂稱為“史無前例的破壞時期”，其中有些是他親眼目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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