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江回到武漢，他發現“文革”的衝擊已像冬日的寒風，橫掃了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調，他穿上舊軍服，與普通人裝束無二。不過，作為研究所所長，他很容易成為攻擊目標。批判他的“大字報”貼到了牆上，其中之一寫道“江專而不紅”。他被指控為走“白專”道路，是“修正主義者”和“走資派”。他自己說過的話———“我們必須熱愛我們正在從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證，他還因為重複陳毅將軍的話———“‘專’就是紅，它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澤民身上，紅衛兵找到了大量的攻擊點：他的知識分子背景、他成長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蘇聯的留學經歷。他能說多門外語這一事實意味著他“崇拜外國生活方式”。他們還指控江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江的確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爾會在公開場合梳頭並整理著裝。他的朋友們有時候會以此開一些善意的玩笑，他們會說：“大腦袋小梳子。”江會微笑著回敬他們：“愛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與他的同學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運的。他沒有被清洗、流放或監禁。他有兩個救命的優勢：他生在一個“紅色”的家庭；他專注於科學研究。用“文革”的語言來說，他是屬於“靠邊站”，而不是被“打倒”。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憤怒：畢竟他曾為建設黨和國家那麼努力地工作。江後來告訴他的朋友和家人：“牆上的大字報真令人難以忍受。沒辦法同他們理論。對我而言，這是一種折磨與考驗。”
紅衛兵選了一個名叫劉振華的大學生來調查和審問江澤民，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為屈辱的事情。在審問中，江十分坦誠。他告訴這個神經過敏的學生：“你們年輕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有各種各樣的人。你必須學會如何用自己的頭腦分析問題並發掘真相。”當劉指責他的“資產階級生活” 時，江憤怒了。
他斥責道：“無稽之談！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蟲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爛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財產！”
劉私下里告訴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儘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長的位子，接受公開批鬥，被迫交代自己的“錯誤”並寫下檢討書。儘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時覺得生氣，有時覺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個坦率正直的態度，不給那些壞蛋以任何借口對他進行變本加厲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絕為了開脫自己而牽連任何人。一段時間後，攻擊他的人好像已經用盡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麼原因使江澤民遭受的迫害相對較輕呢？
首先，他離北京和上海比較遠———那兩個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對毛以及破壞共產主義的“走資派”的溫床。
另外，江的個人行為無懈可擊：他沒什麼財產，從不追求浮華的生活方式。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塗，江強調他的父親是共產黨的烈士，而對他成長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則輕描淡寫。那時江還不知道，他的母校揚州中學是紅衛兵攻擊的早期目標，他們用鮮亮的大紅色把這棟“封建”大樓塗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盡全力幫助所里的工作人員。他的辦公室主任姓楊，曾經在中南海擔任過10年的警衛工作，對黨很忠誠，但由於曾給中央委員會寫信批評“四人幫 ”(譯注：當為江青等人，此時“四人幫”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對他說：“楊同志，你確實是一個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們的老一輩領導人還健在，只要人民解放軍還在，天就塌不下來。最終，你會得到平反和正確評價的。”
在江被停職期間，他為技術人員組織講座和課程，考慮到當時反知識的政治氣候，這真是個小小的奇跡。其中包括用英語和俄語來授課，吸引了100多名學生。他還加深了自己對核工程學及馬列主義的理解。頭一次有了那麼充足的時間，他可以如饑似渴地讀書，特別是英語書籍，非常具有反諷意味也非常聰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澤東著作。畢竟，怎麼能够批評他讀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項自我完善是學游泳，這一技能成為他在以後歲月中最主要的鍛煉方式。
9月，江探訪了一些新入所成員的房間，注意到他們中的4個人擠在一個狹小的屋子里。在與一位名叫華明春(音譯)的不到20歲的畢業生交談時，他說：“小華，為什麼不和我住到一起呢？”聽到這話，新來的同志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是緊張地笑笑。“這不是什麼大事，”江說，“所長和其他人都應該一樣。領導決不能搞特殊。”當華到了江的房間，他驚訝地發現江已經重新放置了兩張單人床，還把自己的小書桌放在床中間，與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動達到高峰的一年。華明春回憶說：“有一天，我問江所長，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紅衛兵派系間的武鬥。他拍拍我的肩膀說：‘小華，你還年輕，你應當把時間用到學習上。如果我們沒有知識，就不能建設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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