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十月，有人建議把作為“三反分子”的兩位院領導人的一些所謂“問題”正式上報軍委和中央。院黨委處境非常困難。粟裕同志對我說，現在他們的問題都還沒有核實清楚，怎麼好輕率上報？！我們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執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場使人極不偷快的風波。
十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粟裕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他書面請示葉劍英同志幾個問題，其中一項就是兩位院領導人的材料是否上報軍委、中央的問題。葉帥在這一條眉批了四個字：“緩報為妥”。粟裕即將葉帥的批示給我看並送其他常委傳閱。我滿以為問題可以圓滿解決了。但是在這之前起草好的兩個文件已送交黨委，黨委還是照例討論了這兩個文件。一位黨委委員首先發難，幾個造反組織的代表齊聲響應，對兩個文件表示不滿，認為只是客觀地反映，沒有黨委的觀點，矛頭針對政治部和“文革辦公室”，認為是在包庇兩位院領導人。於是引起爭論，不歡而散。粟裕同志沒參加會議，會後聽了匯報。晚間，我正在反覆思索，電話鈴響了。一聽，正是粟裕同志親切和藹的聲音：“我的工作沒有做周到，使得你們做具體工作的人左右為難了。”我聽了十分感動。他說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那位堅持上綱的黨委委員卻推故不到。粟裕叫秘書再三打電話，還是不到，不得已，親自打電話，他才勉強來了。會議不免又是一番爭論。不過結果還不錯，決定文件再加工，暫不上報，要進一步核實。
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護幹部的一個事例，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幫”妄圖篡奪軍權的陰謀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廣東，名為休息，實際上是在考慮許多國家大事。他以對黨對人民高度的責任心，豐富的戰爭經驗，淵博的軍事學識，考慮到未來衛國戰爭中的一系列戰略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的具體辦法，要我同他的秘書，共同起草了一個文件，上報軍委。當時，鄧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滿了信心，感到黨和國家從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國四屆人大之後，粟裕同志受鄧小平之命，下部隊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他決定先到華東，這是有用意的。當時王洪文、張春橋之流已分別竊取了軍內要職，妄圖插手部隊，上海又是“四人幫”的巢穴。他打算既實地觀察了解“四人幫”插手部隊和地方的動向，又相機對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來，六月才回北京，先後考察了安徽、江蘇兩個省軍區和兩個軍的一些部隊，聽取了所到縣、市地方黨、政幹部的一些反映。他身體欠佳，仍廢寢忘食，接見要求談話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會上當有人問及對“城市民兵指揮部”的態度時，他說：“五十年代我當總長時親耳聽到毛主席說：鑒於蘇聯貝利亞事件的教訓，一個國家不能有兩個軍隊系統。現在，既有人民武裝部，又搞民兵指揮部，值得研究。”他說這番話，目的是向出席會議的一些同志們打招呼，隱約暗示“四人幫”妄圖篡奪軍權的陰謀。在江蘇，他也同好幾位地、市委書記說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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