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著名美術教授羅工柳、周令釗根據中央的決定，開始進行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他們依據國際上各國約定俗成的慣例，鑒於領袖肖像的獨特性與防偽性，考慮到蘇聯盧布印有列寧像，美國美元有華盛頓、林肯像，英國英鎊有女王像等依次類推，合情合理地認為新中國的人民幣應該印上為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備受中國人民敬愛的毛澤東領袖像。於是，他們精心設計出幾套形象各異的毛澤東像票券樣圖：5元券，是少數民族抬著一幅毛澤東像；1元券，是天安門城樓正面懸掛毛澤東畫像；2角券，圖案上的火車頭也掛了醒目的毛澤東像。
上述初步方案上報至中央審批時，又遭遇了毛澤東主席的極力否決。毛澤東再次態度強硬地堅決反對在鈔票上印上他的形象，並且一再嚴肅指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為了制止傳統的歌功頌德現象，要遵守黨的決議，不得在人民幣上印刷我的像。”
可見，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理智的認識，毛澤東的態度並非一時的謙虛。他是用實際行動，帶頭執行勝利前夕在西柏坡提出的“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倡議；率先垂範，在認真踐行從西柏坡進京“趕考”時“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會考個好成績”的承諾。
有了毛澤東如此堅決的態度與命令，設計與製作第二版人民幣的有關負責人與具體工作人員都只好遵命修改。好在對於票券的圖案設計，周恩來總理都極其負責地逐一進行了認真的推敲、審查，做了一系列的指示，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1953年的一天，印制局局長王文煥拿著剛剛修改過的11種鈔票版面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來進一步請示審核。王文煥指點著版樣說：“1元券是北京天安門，2元券是延安寶塔山，3元券是井岡山龍源口。反映了中國革命的三大里程碑。5元券和10元券採用了民族大團結和工農聯盟的形象，體現了我們國家立國之根本。全套設計完整統一，民族風格突出。”南漢宸滿意地點點頭。這樣，第二套人民幣的2角票券，原設計毛澤東號火車頭上嵌有一個小小的毛澤東頭像，最後換成一顆五角星。其他諸如1元票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5元票券各族人民高舉毛澤東像遊行場面中的主席像，也全部取消。
這套票券原稿經過設計者的反覆修改、調整和補充，並由總行研究員馬文蔚先生書寫漢字魏體。之後，於1955年3月1日起至1962年4月20日止，共印制發行了11種面額、17種版別。由於毛澤東再次毫不留情地阻止，大家欲將毛澤東像印上第二套人民幣的計劃又落了空。
在設計印制發行第三套人民幣時，由於有了前兩次的情況，沒有再提印制毛澤東頭像之事。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發生了一段與印制毛澤東頭像有關的令人啼笑皆非、發人深省的插曲。事情的經過，簡單說是這樣的：印鈔廠的一些人，打電報給人民銀行總行，提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為正在印刷中的1元券人民幣有問題，要求立即停印，聲稱要印有主席的頭像的鈔票，並限期總行明確表態。總行及時上報中央，毛澤東得知後再次堅決反對，並要周恩來轉達意見：“主席不同意在人民幣上印他的像。”因而此事才告結束。
周恩來總理對第三套票幣設計同樣十分關懷，作了嚴格把關與精心指導，並提出了具體的三點修改意見。這套自1962年4月20日起陸續印制發行的人民幣，一直到1980年4月15日終止。這樣，第三套人民幣上還是沒有出現毛澤東領袖像。
第四套人民幣誕生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和粉碎“四人幫”後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是1983年開始設計的。此時，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共主要領導人已先後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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