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使中共中央副主席增至5人，這5位副主席的排名順序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於是中共形成了這樣的領導格局：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
儘管鄧小平排名第三，實際上他已經是“第一提琴手”。華國鋒雖然仍是中共中央主席，隨著“兩個凡是”被否定，他已經從政治巔峰跌下來。葉劍英雖然德高望重，但是畢竟年事已高。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
這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十分相似：在遵義會議上，只是作出了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此後八年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名義上一直是張聞天——毛澤東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才被“推定”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但是從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最高領袖。所以，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正因為這樣，1935年的遵義會議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成為中共歷史上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以鄧小平為核心所形成的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
鄧小平對於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形成有這樣的論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鄧小平所說的“關鍵地位”其實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鄧小平是這樣論述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任何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澤東。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西北組的胡耀邦、蕭華、汪峰、霍士廉等30人，就中共中央的組織人事調整提出了具體意見。他們的意見在大會簡報上刊登之後，中南組、華北組也提出了關於調整組織人事方面的意見。
不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時出於保持安定團結局面的考慮，提出“只增不減”、“只進不出”的原則，所以，雖然代表們對汪東興的意見很多，對華國鋒也有些微詞，但對他們所擔任的黨中央主席、副主席職務沒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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