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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發動葬禮外交 讓蘇共聽出弦外之音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6-14 09:34:14  


 
  第一次“葬禮外交”的延伸

  年過68歲的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腎功能已接近於嚴重衰退。他之所以戴上這頂“沉重的帽子”(沙皇鮑里斯戈都諾夫語),是出於無奈,並非“領袖欲”使然。在老一點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中,帥才稀缺,即使有個把,也無意挑起“黨魁”這副重擔。而“克裡姆林宮新星”戈巴契夫此時才51歲,尚顯幼嫩,到中央工作已經幾年了,一直主管農業,未見有大的建樹,一下子還難以壓得住一個大黨、大國的陣腳。

  在蘇聯廣大老百姓當中,大多數人對安德羅波夫主政寄予厚望,特別是盼望這位長期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的新領導人,能用“鐵腕”來整治勃列日涅夫晚年所出現的種種弊端。安德羅波夫上任後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拔高性提法,把蘇聯的發展階段只定位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這位新任總書記也許預感到來日已不多,便大刀闊斧地對內、對外推行“新政”。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羅波夫“出師未捷身先死”,於1984年2月9日病逝於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接任的契爾年科一年後也疾終於“位”上。中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領導人參加二人的葬禮。對此,有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對蘇“葬禮外交”。

  萬里副總理參加了安德羅波夫的葬禮,蘇方給他以高規格的接待。蘇共新任總書記契爾年科在集體會見外國領導人時,與萬裡副總理進行了友好交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與他舉行了會談。

  李鵬副總理參加了契爾年科的葬禮。接任總書記一職的戈巴契夫與他舉行了正式會見。這是中國領導人事隔20年後首次與蘇聯最高領導人進行會談。當年底,戈巴契夫又主動會見了出訪歸國途中路過莫斯科的李鵬副總理。在兩次會見中,雙方在坦率、求實的氣氛中,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交談,增進了相互了解,推動了兩國關係的改善。

  第一次對蘇“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而後面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準不斷得到提升。1984年、1985年,中蘇兩國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了20多年的互訪。

  說到對蘇聯的“葬禮外交”,我還想起一件讓我思想開竅的往事。從1982年10月起,我們談判班子的幾個人,跟隨錢其琛副外長在北京、莫斯科兩地穿梭,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與蘇聯副外長伊利切夫進行政治磋商。雙方的觀點針尖對麥芒,“聾子對話”了整整三年時間。對這種徒勞無功的“馬拉鬆式”談判,我們常常流露出不耐煩情緒。錢副外長得知後總是想方設法開導我們。其中有一條理由,我覺得講得特別實在。他說:“磋商開始以來,蘇聯國運不昌,由三位‘病夫’(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治國,在不到兩年半時間內,克裡姆林宮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我國三次派領導人到莫斯科參加葬禮。試想,在這種‘史無前例’的獨特情況下,怎麼能指望人家同我們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的重大問題?”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曾有過一次著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4月),“小球轉動了大球”(周總理語)。正是它撬開了中美關係的“緊閉之門”。小平同志1982年11月發動的對蘇“葬禮外交”,標誌著中蘇關係從對立、對抗到對話、合作的轉折,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乃至整個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對內對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此後,在小平同志多年不懈的推動下,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三年半之後,終於下決心解決“三大障礙”問題。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鄧小平—戈巴契夫會見,宣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實現。從此,這一轉折成為勢不可當的“浩浩大潮”。蘇聯解體以後,在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確定的兩國關係新準則,順利地被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繼承了下來,並且加以發揚光大,造福於兩國人民。(摘自:《百年潮》 作者:李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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