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國內的來電，我和使館的同志們感到很振奮，幾個既令人傷感、又使人欣慰的“第一次”就要出現：我國最高權力機關近20年來第一次就一件非慶典事給蘇方發來電文；我國領導人十七八年來第一次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我國領導人13年來第一次與蘇聯領導人見面。
12日上午，國內通知使館：黃華特使的正式陪同人員有4人——駐蘇聯大使楊守正和外交部蘇歐司的負責人。國內還讓使館派3人協助代表團工作，並指定我擔任代表團聯絡員。
二是特使在機場發表書面“談話”。14日清早4時（莫斯科時間，下同），黃華特使一行離開北京飛往莫斯科。6時許，國內通過明碼電報發來了黃華特使離京前在首都機場發表的書面談話。我們很快就得知，我特使乘坐的飛機起飛後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發表個談話，並直接請被海外華人譽為“大陸文膽”的胡喬木擬稿。胡喬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內容，很快就草擬出黃華特使這篇書面談話 （以下簡稱“談話”）。
“談話”列印出來後一看，也就一頁4C紙的篇幅。我細細地讀了好幾遍，感到文章雖短，但意味深長。
“談話”稱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讚賞”。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與我外交部發言人不久前所說的那三句話相比，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小平同志又一個“大手筆”。老人家這是借悼念逝者之機，著眼於蘇聯老百姓，意在做蘇共新領導的工作。
“談話”還有兩個生花妙筆。一個妙筆是，文內有這樣的提法：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後”，中蘇關係“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有意安下的一個“軟釘子”，暗示正好在這一時期執政的勃列日涅夫，應對兩國關係的“嚴重”“惡化”承擔責任。這句話綿里藏針，巧妙地體現出小平同志關於對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說好話”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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