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鬥。
現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只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台，台上又誰前誰後，就是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外，還要專制一把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威嚴。
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夥房，沒有座椅。56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帶一個小板凳來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後怎樣辦？這裡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志；黨外講服務、是公僕，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
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征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後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面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面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解放後他又有兩次讓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後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後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帥，後林自我爆炸，駕機出逃。當晚，他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整整一個通宵，坐鎮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
大位無形，不管周在歷史上曾將位置讓毛、讓張，還是“文革”中讓位於林，或者還要對江青忍讓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於毛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
後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為什麼要這樣一讓再讓？為什麼不敢與毛爭一下呢？
我聽說一位領導同志當面問過周，周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為公，為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為抗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這是黨最大的忍讓。周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周幾次讓位，也是出於黨性的忍讓。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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