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嚴真在《崔義田紀念文集》中回憶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艱難：“在崔部長領導下接管的藥政系統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單位，如X線機修配所不到十個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藥廠還算比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隨崔部長南下，卻接管這樣一個地方。”
“經深入了解，這裡人才濟濟，我為之震驚。藥廠廠長是國內著名的藥學界老前輩，我國第一部《中華藥典》的編纂者，國立藥專的創辦人孟目的教授。青黴素實驗室的領導人童村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部的醫學博士？？面對這些專家、高級知識分子，我開始感到任務的艱巨與繁重，只有經常向崔部長匯報情況，以便更好地執行黨的接管政策。”
崔義田既注意發揮從解放區來的幹部和上海地下黨同志的工作作用，又從政策上關注上海留用人員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員李穆先任副局長（國民黨撤退時委任李為代局長）。
上海解放之初，崔義田就向華東軍區首長請示，在原國防醫學院舊址創辦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由崔兼任部長。
一位隨國民黨撤退到台北的國防醫學院學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聽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陳毅市長的講話，歡迎國防醫學院的師生回上海，到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工作和學習。他托人向崔義田打聽是否確有此事。崔義田指示說：“這個學生你們應該收下，今後如果還有回來的，你們也應該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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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義田接管了上海的衛生系統，又用這個系統服務全國。
當時，全國有高等醫學院校43所，華東就有19所，占全國院校總數的44％，而有的省區卻一所也沒有。
不久，陳毅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醫學院校問題，發出“面向農村，走向內地”的號召。私立上海東南醫學院立即響應。
1949年8月3日，崔義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衛生處長的名義，與該校負責人湯蠡舟、張錫琪等談話時表示：“皖北和皖南還沒有一所高等醫學院校，下去辦學，大有可為。內遷以後如有困難還可以來找我們，上海是你們的娘家嘛！”隨後，該校遷往懷遠。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幾天，崔義田還處理了一件大事。他在辦公室接見了一行神秘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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