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王光美問我搞過“四清”沒有，我說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參加過兩次“四清”，落實“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都參加過。王光美又問我，你對“桃園經驗”怎麼看？當著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雖然一開始沒有對“桃園經驗”表示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扎根串聯，搞神秘化”。毛主席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此後，他又在自己家裡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並委托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主席匯報。儘管少奇同志做了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我不禁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這是因為“四清”運動的許多提法都改變了，從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隊和廣大幹部群眾都不理解，都不知道“黨內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該如何搞。大家無所適從，顧慮重重，生怕搞錯了犯“反黨”錯誤。農村、工廠發動不起來，連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藝界也搞不起來，《海瑞罷官》也批不起來。毛主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氣憤，斥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閻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線同志領導不力、右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護和抵制。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裡，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 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裡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極具煽動力的口號鼓動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轟轟烈烈。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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