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澤東在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國：“我們建立的將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現實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論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免於恐懼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抵延安訪問。傅斯年與毛澤東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舊識，在談到五四運動時，毛稱頌傅的貢獻，傅則以陳勝、吳廣自況，說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澤東報之以微笑，並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寶，毛遵囑慨允，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人咏史詩一首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機場共話天下。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放任不羈，脫略形跡，在房間里走來走去，有時，會把手伸到褲襠里抓虱子。後來有人將此向梁印證，梁公微微一笑，沒作否認。梁曾極度讚賞延安時代的毛澤東的天馬行空、豁達大度、察納雅言。他用了四個字：“軼群絕倫”。有問蔣介石同毛澤東對比如何，梁答曰：“差遠了！”
蔣介石：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
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兩天後，毛澤東回電：“為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
轉天，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這時斯大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於是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美國在談判期間保證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爾利親赴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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