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成立。“當時目標之一就是召開一次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推動相關研究的交流與合作。”陳紅民說。他坦言，當時只是把這一目標看作一個遙不可及的願景。不過，出乎陳紅民意料的是，2009年6月，他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很快即獲得同意批復，今年4月會議結束，前後不到10個月，“通常國際會議的周期在一年左右。”
在陳紅民看來，這次會議申辦成功，說明民國史研究與蔣介石研究的學術環境大為改善，它釋放出來的信息必將促進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更快的發展。
今年1月，陳紅民前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抄閱蔣介石日記期間，美國華文報紙《世界日報》採訪了陳紅民。當時記者反覆追問他，大陸是不是真要開蔣介石的學術會議。
“他們不相信——實際上，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有不相信的，問我們有什麼樣背景。”陳紅民對記者強調，“我們沒有背景，是國家在進步。中國大陸學術氣度比過去好了很多，對歷史問題實事求是，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已經有勇氣與雅量對待各種歷史觀點。”他說的這段話最後被《世界日報》刊出。
從“險學”到“顯學”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民國史研究經歷從“險學”到“顯學”的突飛式發展，而民國史研究中以蔣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十七篇論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蔣介石。“蔣介石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討論民國政治、軍事、外交，都繞不過他。甚至，蔣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是民國史研究的標尺。”陳紅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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