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評價名符其實。
我是1981年初調國務院工作的。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國務院，我長期分管經濟工作和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地區的工作，經常向小平同志匯報工作，與小平同志接觸較多。每次接觸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初次接觸小平同志
我初次個別接觸小平同志是1984年春。3月13日，四川省駐京辦事處主任孟薇打電話給我，要我約小平同志和曾在四川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到北京的四川飯店聚一聚，品嘗一下川味，我同意為他約請。我首先給小平同志辦公室王瑞林打電話，他請示小平同志後表示同意，我又約請其他人。這些人有：王震、楊尚昆、段君毅、陳野萍、李一氓、李伯釗（楊尚昆的夫人）、羅青長，還有當時的商業部部長劉毅、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人，唯萬里我忽略了邀請。四川飯店坐落在北京西絨線胡同的一個三進四合院內，環境十分幽靜。3月15日上午11時許，大家都先後來到飯店客廳，11時3刻，小平同志在鄧楠和毛毛的攙扶下來到飯店，大家爭相與他握手、問好，飯前許多人與他照相，進餐中也有不少人站在他的坐椅後與他合影。他很隨和，那麼多人與他合影沒有一點厭煩之意，但當他端起酒杯與大家幹杯時，突然發問，怎麼萬里沒有來？我馬上回答：呀，是我忘了通知他。他詼諧地說：吃川菜不能沒有萬里。後來我才知道小平同志與萬里有至交，關係非同一般。
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若干指示
1985年至1987年是我與鄧小平接觸最多的時期，因為那時我在國務院協助萬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時我又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每年總有幾次陪同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向小平同志匯報請示工作，以下是我親自聽到的小平同志關於改革開放問題的若干指示（這些指示，主要是根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據我當時的記錄，與經整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有關講話，在文字上不完全相同，有的《鄧小平文選》中沒有）。
我第一次去小平同志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小平同志匯報價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講（我是物價領導小組組長）。小平同志對於價格改革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他認為早晚要過價格改革這一關，遲過還不如早過。他說：“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不過這個關，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的基礎。”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31頁。又說：“今後即使出現風波，甚至出現大的風波，改革也必須堅持。否則，下一個10年沒有希望。”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32頁。在價格問題談完之後，小平同志興致勃勃地談到4個經濟特區的建設問題（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小平同志曾到深圳、珠海、廈門3個經濟特區進行視察）。他說，當初試辦經濟特區就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們沒有爭論，下決心幹，不幹，就闖不出路來嘛！現在看，這個決心下對了。4個特區辦得好，為今後擴大開放積累了經驗，如果說有不足，是沒有把海南島也列入特區。大家一致點頭稱對。這也是1986年國務院主要領導率領有關部門去海南進行考察，以及後來海南升格為省、並成為特區的最初動因。
1985年下半年出現了物價上漲過高的情況，人們對調整工資也有不少意見。中央書記處決定召開一次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由我給大家講一講經濟形勢問題。機關幹部大會是1986年1月6日召開的，會議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差不多都參加了，由我作了《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的報告，針對當時經濟工作中的一些認識問題作了較系統的闡述，胡耀邦也講了話。隨後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中央機關幹部大會上的報告講得好，可作為中央二號文件發到全黨（一號文件是農業問題）。
1986年6月10日，我與國務院主要領導又向小平同志匯報經濟形勢，當時整個經濟形勢是好的，但農業滑坡的局面未見大的好轉。我們進門尚未坐定，小平同志就說，農業問題可要注意啊！農業一旦滑坡，三五年轉不過來。
小平同志在聽完匯報之後說，當前經濟情況總的是不錯的，是不是有三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將會影響我們經濟的發展。一是農業，主要是糧食問題。農業上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又說，我們從宏觀上管理經濟，應該把農業放在一個恰當位置上，要避免過幾年又要大量進口糧食的局面。二是外匯問題。外匯短缺，外貿發生逆差，會不會拖我們的後腿？要研究多方面打開國際市場。要打開出口市場，關鍵是提高產品質量。他指出，逐步減少外貿逆差是戰略性問題，否則，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就不可能，總有一天要萎縮下去。三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小平同志說，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要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機構多、人多，就找事情幹，就抓住權不放，下邊就搞不活，企業也就沒有積極性。
小平同志講的三個問題都是戰略性的，十分重要。國務院根據小平的指示，很快採取了加強農業、加強外貿工作的措施，並經書記處研究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研討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方案。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時，姚依林、我和國務院主要領導向小平同志匯報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一坐下，小平同志就說：改革要過幾關？我講了“過五關斬六將”，但究竟要走幾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後還要走幾步，花多少時間？
國務院領導回答：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匯報了1986年經濟形勢，在講到外債時，小平同志插話說：外債不怕，但要用於生產，用到補財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著，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下一步改革的設想，改革的問題。重點講了調整鋼材價格、原材料價格、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提高糧食價格和金融改革等問題。在講到提高糧食價格同時提高職工工資時，小平說：“學校夥食要解決一點，300萬人，加點錢，解決一點，夥食改善一下。”
關於1987年工作，小平同志強調說：明年工作重點是兩條，一是農業，增加糧食生產；二是搞活企業，從長遠看搞活大中型企業更重要。
在講到金融改革時，小平同志說，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對金融問題，我們知識不足，可以聘請外國專家做顧問嘛。
在講到要把大中型企業經營權交給企業家時，小平同志說：這個問題沒解決，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縛。其實許多經營形式，都屬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方法問題，既可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為社會主義所用，誰用得好就為誰服務。
在講到要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時，小平同志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問題。基礎設施，包括電力、交通、港口、鐵路、通訊、原材料等，這些都涉及發展後勁的問題。
在講到要利用外資時，小平同志說：墨西哥過去借了多少外債，不能說都是失敗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債4000美元，墨西哥人均2000美元，由落後國家發展到中等發展水平。他們用外資多了。我們要學習他們勇於借外資的膽略，但要適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認為他們欠債多就是失敗的。
最後，小平同志說：關鍵問題還是糧食、外匯這兩個問題，不要忽視。再花大量外匯買糧食不行。另外，電子工業太分散了，為什麼不與左鄰右舍掛鈎，聯合起來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樣質量上不去。汽車工業如何組織起來，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業集團，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較靈通了。
對於企業下放，小平同志說，企業下放，政企分開，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下放的阻力來自婆婆太多，聽說經委有上萬人，必須精簡，計委一定要小。這些人在中央機關工作多年，多數都還有一定知識，到基層去競選廠長、經理，顯示自己的本領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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