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這四個版本的名單，可以發現：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總體上有兩種，一種是13人大名單；另一種是删掉了周建人、周作人、許壽裳、曹靖華、胡愈之、胡風等6人，而增補了毛澤東和馬相伯等2人的9人小名單。其中9人小名單正式發表時，中國的報紙删掉了毛澤東，而日本的報紙删掉了馬相伯。
中國的報紙删掉毛澤東，是因為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不允許——當時共產黨還是“赤匪”，毛澤東無疑是“匪首”，就在魯迅葬儀這天（10月22日），蔣介石正飛往陝西親自督戰“剿共”。
這四個版本的名單最大的討論空間是：毛澤東是否真的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馮雪峰在上世紀50年代初寫的《回憶魯迅》一書中說：“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裡面的”，“但毛澤東同志的名字，當時除了一個報紙曾經披露過一次以外，其它報紙都不敢披露”。（《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魯迅逝世時，馮雪峰的身份是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主任是潘漢年），秘密代表黨中央參與魯迅先生的喪事。由於馮雪峰當時的特殊身份，同時又是當事人，所以現在不少研究著作即以馮雪峰鉛筆擬定的9人名單為准，確認毛澤東為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
但是對於毛澤東是否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周建人在同他女兒周曄談話回憶魯迅逝世的情況時說：“我們無法出面主持喪事，宋慶齡主持了喪事，立即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共十三人，當天傍晚，上海《大滬晚報》、《大晚報》、《大美晚報》、《華美晚報》等各家報紙，登出了消息，出了訃告。治喪委員會的組成和消息的發布，都是魯迅死後幾小時內的事情。”並且明確指出：“我沒有聽說毛澤東參加治喪委員會”，“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儘管那時，黨還沒有取得政權，但如要參加治喪委員會，取得他的同意，比較好些，但那時，一切很倉促，時間上也不允許。”（周曄《最後一面》，見《魯迅研究文叢》第3輯）
周建人是當事人，他的回憶應當是實事求是的。相比較而言，馮雪峰的回憶在邏輯上有些混亂。上海魯迅紀念館曾就該館發現的三個版本的名單致信馮雪峰，請他釋疑。馮一直堅持“毛澤東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喪委員會裡面的”。對此，一些研究者，比如北京魯迅博物館周楠本就在《關於毛澤東列名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的一些情況》（載《中華讀書報》2005年1月5日第12版）認為，把毛澤東列入魯迅治喪委員會只是馮雪峰個人的決定，馮之所以在建國後還堅持與周建人等人並不一致的說法只能說明，他希望由他提議或擬定的毛澤東列名魯迅治喪委員會一事成為史實。其時馮雪峰以中共地下特派員身份秘密參加魯迅治喪工作，在把握政治方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請宋慶齡、蔡元培以及救國會出面主持魯迅葬儀，並借此掀起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又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愛國救亡運動的浪潮；不過由於時間緊迫，他來不及向陝北中共中央請示，沒有能夠把工作做得更符合黨中央的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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