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最早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是毛澤東。自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歷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承認犯了高指標、高征購，實行供給制，辦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瞎指揮，未注意綜合平衡以及急於求成等錯誤。在具體調整的方針、政策上，都主張要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計劃，大量地精簡城鎮人口，制定“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以及各行各業制定自己的條例等，還有在農村適當地開放集市貿易，給社員留出適量的自留地，允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在政治上給被反右傾錯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錯誤的口號，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評等等。
但是，當糾“左”的層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錯誤並導致經濟嚴重困難的深層原因時，需要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做整體的判斷以調整今後方向時，他們的分歧卻悄悄地產生了。
比如，關於犯錯誤的原因，劉少奇比較注重講“人禍”。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了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減產？為什麼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微妙的是，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你違反了它（經濟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社會主義誰也沒幹過……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可以看出，和劉少奇的講話相比，毛澤東更願意強調是因為缺乏經驗，是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還有待認識。細細揣摩兩者之間的差別，的確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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