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梅德韋傑夫的活動涉及到政治和國際問題，那麼，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為個人私事而發發牢騷罷了。但即使這樣他們也逃不脫強力部門鷹犬的魔爪。例如，一個名叫謝羅夫的人在街頭貼了這樣一份用打字機打的征婚小廣告：“同志們，在民主德國征婚廣告是可以在報紙上刊登的。虧了有這種廣告，在民主德國25歲以上的男女只有3%沒有結婚，而蘇聯卻是18%。蘇聯憲法保障發表的自由，可蘇聯並沒有發表的自由，所以報紙不刊登征婚廣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廣告貼在電線杆上和院墻上了。”很快，警察來到他的工作單位，把他送進了精神病院。
因為蘇聯公民維權意識不斷增強，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醫生們的努力抗爭，1970年以後有關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異見人士的消息漸漸被透露到國外，引起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連“文革”中的中國報刊也曾譴責過蘇聯政府用精神病院鎮壓蘇聯人民的罪行。1977年於檀香山召開的世界精神病學大會在審閱了專案組提交的關於蘇聯精神病治療領域受害者與施害者的材料並認定其真實可信後，通過了譴責蘇聯出於政治目的濫用精神病治療手段和藥物的決議。大會還停止了蘇聯神經病學家與精神病學家協會在世界精神病學組織中的活動。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蘇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民眾的自我意識覺醒了，社會變得開放了，許多禁忌被解除了。關於蘇聯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異見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來。出於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療手段和藥物的做法似有收斂，但事情遠沒有結束，因為許多當年穿白大褂的罪犯並沒有得到懲處，政治強權也依然存在。據俄國媒體最近的報道，在地方上投訴精神病醫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動用精神病醫療手段壓制異議人士的。這說明精神病恐怖的陰影還在游蕩，只是游蕩的範圍縮小了而已。
或許，政治家們應當多一些寬容，即使你非常正確，代表了民眾的絕大多數，反對你的只是一小撮人。偉大的蘇聯作家高爾基和扎米亞金都曾自稱為“異端”、“異教徒”，他們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歷史是由異教徒推動的。”想一想吧，當初蘇聯當局如果聽得進梅德韋傑夫關於蘇聯科學的意見、格裡格連科關於警惕新的個人迷信的意見和蘇軍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見、謝羅夫關於發表自由的意見，蘇聯還會解體嗎？（摘自：南方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