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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庚子賠款基金派往美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 |
我不是說我們的文明不偉大，中華文明在世界上至今還可以值得誇耀，這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如果它不偉大，它就養育不了這麼一個民族，幾千年而不解體，它必然有它的優勢，但是我們民族嚴重缺乏自省精神。我們的保守使得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之內，既不想讓外來的風吹進來，也絲毫沒有那個慾望把風吹出去，這很奇怪。
一個真正強大的文明很重要的標誌之一是文化的質量和民族精神的質量，把GDP數字和富強二字等同起來是不對的。現在世界上正在亂的地區，GDP數字少嗎？別看它在沙漠地區，也是很富裕的。但是其文化是強大的嗎？世界上富而不強的例子，比比皆是。
文化的強大有兩個標誌：第一個標誌就是對內的巨大凝聚力，這個民族真心實意地擁護其核心價值觀；第二個標誌是對外有強大的擴張能力，即世界上認同這種價值觀的人非常多，接受這種文化表述與文化內涵的人也非常多。
被問及“如果用一句話概括中華傳統文明中對近代史影響最大的特質，你會用哪句話？”時，王樹增回答說：很難概括。如果一定要說的話，這個文化是“內斂有餘，開放不足”。這一點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特點。我不知道繼承古老文明是幸事還是不幸。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講，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當包袱。真愛這個文化，就應該促使這個文化正常地更新。
庚子事件：閉關鎖國擋不住的侵略
1899年12月19日，正是這一天，西方人窺視中國的獵人式的目光，與中國人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雙眸，在經過長時間的躊躇之後終於相互對視了。在這一對視的瞬間，無論是西方人淺色的還是東方深色的瞳仁里，都同時映射出某種難以言表的心緒，這種心緒複雜得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個洋人進入紫禁城給皇帝“體檢”，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洋人最後的結論是：生病的不是中國皇帝的肉體，而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政治。（王樹增：《1901》修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庚子事件前，中國面臨的是雙重危機。第一，在資本主義猛烈崛起的這個背景之下，小農經濟和落後的封建經濟瞬間處於下風。第二，文化上與當時先進的政治文明的理念發生劇烈衝突，一下子顯示出中華文明已經蒼老。我們的仁人志士想注入新鮮血液，想把這個帝國政治的陳舊大幕撕開一個口子，射進一點陽光，於是發生了戊戌變法，結果卻是仁人志士掉了腦袋。
王樹增評價戊戌變法時稱，雖然戊戌變法以悲劇結局，以失敗告終，但是我覺得是一個壯舉，影響了整個中國近代史。沒有戊戌變法，就沒有中國近代史。甚至中國當代史的一系列事件，都和戊戌變法有關。它第一次引進了政治文明，第一次向大一統的皇權進行挑戰，第一次認識到中華文明是有缺陷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是有缺陷的，終於知道了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需要新鮮的源頭來補充，不然這條大河就會乾涸。光緒是一個很想改變帝國政體的皇帝——因為他需要改變自己受到太后制約的現狀，他也確實有振興大清帝國的統治願望。很難想象年輕的光緒和康有為、梁超這些知識分子能幹出這種事來，可謂史無前例，我覺得很了不起。庚子事件後，雖然清廷被迫實施新政以及辛亥年前預備立憲時的一系列變革措施，這些措施幾乎與戊戌年間改良派所呼籲的一樣。但是，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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