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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作為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者，長期蒙受“賣國賊”之評價。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漸獲得一些較為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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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樹增稱，實際上一開始慈禧也是支持變法的，不是一開始就反對，她若反對光緒皇帝就不可能一下子裁撤掉那麼多衙門府，因為當時朝廷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只不過到了最後時刻，才突然發現這個變法的最終目的威脅到了她的權力，這是不允許的。這種慣性思維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前。我的書里寫到，就是皇權永遠視權力為使命，她不可能做一個象徵性的君王，她不允許這樣做，所以說我們連君主立憲都立不了。
戊戌變法失敗後，緊接著是庚子事件，不能說庚子事件是戊戌變法失敗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但是熟悉歷史脈絡的人都知道它有內在聯繫，一旦突然發現不對勁了，重新趕緊把大門再閂上，把進來的這些新鮮東西給滅掉，但已經來不及了，與核輻射一樣，它已經進來了，必然發生連鎖反應，這個文明在內部已經開始裂變了。於是，就帶來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想應該是二十世紀初，世界上聞所未聞的事情。
庚子事件從義和團運動開始，一直到慈禧逃亡。這個巨大的文明突然處在驚慌無措中。尤其是這個大門被人用武力重新撞開以後，湧進了一幫陌生人，主人不知所措，反抗不是，不反抗也不是，乾脆棄家逃跑，把家留給別人了。其中有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其中一個最基本的教訓是：不但不能關門，更不允許你開門後再企圖關上，關門是不可能的。
緊接著的是庚子事件當中一個著名的事件，叫做東南互保。我用很大的篇幅寫它，當時以長江為界，北方整個經濟和政治運作還是那個舊樣子，還是皇權體制，但是長江以南開始不一樣了。為什麼？開放了。我們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它們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強迫我們開放口岸，互通貿易，上海、南京、蕪湖、武漢、廣州等等。開口岸帶來了新鮮的空氣，是資本主義所有的那種萌芽狀態的東西，包括參加世界貿易流通，包括民族工業，我們的民族工業就是在這些口岸起步的，給中國引進了先進的工業，大工業的概念，大貿易的概念，使中國基礎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民族資本階層，甚至出現了產業工人，這些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是在帝制指導下的那個層面發生的，與南方那些官僚們的近代理念是不一樣的。李鴻章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朝廷支持下的這場北方的騷亂，是落後的，是有違國際法準則的。這要是前推50年，不大現實，敢於抗命違旨，那不掉腦袋了嗎？但是要知道，這時門已經打開了，先進的政治理念沖進來以後，帝制的權威開始瓦解。瓦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快到什麼程度？快到了10年以後帝制就消亡了。
提及到爭議文物關於李鴻章，王樹增說：很多人說李鴻章是大賣國賊，那真是“抬高”了他了，他不過就是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能把國賣了嗎？太奇怪了。我說，他之所以能戴上賣國賊這個罪名。第一，是比他權力大的那些當權者們推卸責任；第二，普通老百姓不敢罵皇上、罵個大臣總是可以的。不然，國史上那些屈辱的事，指責誰呢？說實在的，《馬關條約》的談判要不是李鴻章在那兒死盯著，指不定什麼結果呢。
他是最早參與大清國對外談判的大員，也使他成為朝臣大吏中最深刻瞭解洋人稟性的人。在給朝廷的奏折里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講，帝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對帝國進行侵蝕，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顛覆和侵佔帝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製造事端，多國一起要挾。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摻雜在一起的，帝國必須保持極大的警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的觀點是從全球貿易往來的角度闡述的，這讓百年前和百年後的人都感到驚訝。中國人讀史有一個毛病，叫做“因人廢事，因事廢人”，不是黑就是白。這種戲劇情結使中國人常常混淆戲劇狀態和現實狀態。和平時期，它是社會的潤滑劑，使這個民族渾渾沌沌，相對穩固。但是到了歷史轉折點和非常時期，這個文化就顯得丑陋了，非常脆弱。庚子事件就是一個，義和團也是一個，很脆弱，顯得很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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