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現任及前任政府和國會官員的訪談表明，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點。首先，與貿易（尤其是對華貿易）有關的任何事情，都會招致一種有害的懷疑情緒。其次，國會圍繞稅收和支出問題爆發的激烈爭吵，削弱了政府制定連貫國際經濟政策的努力。第三，國會內部激烈的黨派之爭綁架了美國國際國內政策的制定，後者已淪為某一黨派為自己加分和作戰術調整的工具。
上述雙邊貿易協定（正式名稱是自由貿易協定）遲遲不能付諸表決，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這一問題的危害性。美國政府自己的估計表明，這些協定只會對就業和增長產生相對很小的提振——哥倫比亞和巴拿馬是小型經濟體，美韓之間的大多數關稅本來就很低。而工會和公眾普遍指責此類貿易協定導致美國的工作機會流失到海外。美國人圍繞這些協定展開爭論，仿佛就是在爭論全球化、就業、不平等和美國中產階級之未來等問題。
事實證明，談判達成新的貿易協定可謂困難重重。例如，為保護在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本應與這些國家達成雙邊投資條約。但美國必須首先完成雙邊投資條約戰略的內部審議，而這個審議過程已持續了兩年多。工會認為，投資條約現有的標準模板（是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制定的），有可能為在美投資的外國投資者提供規避環保和勞動法律的機會。
事實上，反對貿易協定和與中國對峙是這些工會最優先的任務，而它們在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籌資和競選造勢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正在推動匯率法案，而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對此深深質疑，這與傳統上眾議院迫切推動這類法案、而參議院扮演壓制力量的模式截然相反。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上周對這項法案不屑地評論道：“這種做法似乎已經成了慣例。每當經濟低迷，每逢選舉臨近，美國國內施壓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會變得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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