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陸地-海洋的國家轉型
同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以來歐洲主權國家及均勢外交的時代背景不一致：中國的外交思路尚停留在這種民族國家的範疇，而美國此時的外交戰略則顯然已經進入了全球化的格局中。對後者，毋庸諱言美國占主導或者說領袖地位。也正是如此，兩個國家就面臨著具體外交政策上的時間差。
彌合這種以時間為坐標所體現出的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的鴻溝，有賴雙方政治高層的戰略互信。但這種互信的生成，在基辛格看來，對中國而言有必要適當調整國家戰略。
在《論中國》中，基辛格對中國綿延數千年的王朝政治演進過程定義為游牧部落-定居民之間的衝突，這和凱南對俄羅斯民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十分一致。對游牧部落或者說蠻夷的防範構成了傳統的外交思路及中國式的“例外論”和“宇宙論”。
在基辛格看來，近代中國之所以屢屢被西方殖民者發難、打敗，其根源在於陸地政治所固有的僵化和呆滯。正是前文所述對游牧部落襲擾的防範，使得中國幾乎所有歷史時期的政治體系都是“防禦性的：即防止他人在中國邊疆結成同盟。治夷方針在中國官員的思維中根深蒂固，以致19世紀大批歐洲‘蠻夷’抵達中國沿海地帶時，中國官員講述眼前威脅所用的語言與前朝官員如出一轍：要‘以夷制夷’，直到他們受到安撫。”
基辛格借用黑格爾的話闡明中國人為何會迷戀陸地而將東邊浩瀚的太平洋視為“寸草不生的荒漠”：“從理論上講，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惠及周邊鄰國。然而漂洋過海迫使異族人皈依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沒有榮耀可言，天朝禮儀因而無法向遙遠的異域傳播。”“亞洲國家宏大的政治結構缺乏掙脫陸地束縛，走向海洋的能力，儘管它們自己瀕臨大海，比如中國，在它們眼裡，海洋意味著極限，意味著陸地的終結。它們從未用積極的眼光審視過海洋。”
熟知中國歷史與民族心理的基辛格當然不會直白地告知中國人為何要從陸地政治朝向海洋政治。事實上，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約束之下的歐洲主權國家，在其後都相繼主動或被動地進行了政治治理方式的變革，王朝政治也最終分崩離析。一直來依靠陸地政治所特有的“國家理由”、“馬基雅維利主義”為治理思路的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陸強國都經過了向自然權利為要旨的“權利之劍”治理思路的轉變。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則以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試圖變革，但卻沒能成功。除了俄國資產階級未能處理好地緣政治關係外，他們對“權利之劍”的政治思路領會並不深刻也是重要的因素。韋伯在點評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原因時，幾乎用直白的語言總結了海洋政治和政治自由主義的關係：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主義依賴的首要條件就是陸地朝向海洋，以及基於此的商業階層和政治理論。
作為仍然處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塑造出的民族國家時間坐標上的中國，她不可能與美國的步調保持一致：進行全球化的戰略布局。因而，在民族國家作為活動單元的國際政治時期，既要保留均勢外交的底色，也要試圖從陸地政治漸趨朝向海洋政治以替換落後的統治或治理策略。在這其中，中國政治社會的轉型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如何走正是保持審慎“不干涉內政”的基辛格留給中國人自己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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