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美、俄亞洲角力
十八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游歷美國後寫了部名為《論美國的民主》一書。在這本著作中托克維爾考察了地理、人情、種族、宗教等各種因素對美國民主共和制的影響。在該書的結論部分，托克維爾卻出人意料地比較起了美國和俄國的政治制度。他說：“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為此目的，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人之手。”在最後他預言到：“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托克維爾的預言無疑是恰當的。儘管蘇東劇變後俄國進行了民主化改革，但普金連任總統也說明了陸地政治並不會因為施行憲法之治就可以輕易剔除。無論俄國的政治走向是什麼，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俄國對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在尼爾.弗格森的《貨幣崛起》一書的最後，他談及了中國近些年來讓人矚目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指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則存有一定的疑問：環境的惡化、人口老齡化嚴重以及貧富差距加大所導致的政治風險等等。同弗格森一樣，基辛格也看到了上述問題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只不過他更加注意到了經濟高速發展後帶給中國某些人戰略眼光和心態上的變化。
基辛格特別提到了《中國不高興》一書所代表的眼光和心態，他指出儘管中國高層對這種試圖用經濟崛起替換政治崛起或外交崛起的思路頗為審慎，甚至在外交詞匯上用“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
如果說凱南的遏制戰略對待中國略顯書呆子氣的話，基辛格更希望從《克勞備忘錄》所處的歷史環境來再次勸解中國：經濟的崛起如果挑戰目前亞洲民族國家達成的有秩序的均衡狀態，不但無法讓中國的友鄰安心，也將迫使美國從全球化的外交戰略布局轉而在亞洲施行當年英國對待德國的那種外交圍堵。事實上，德國的統一不但在可預期的時間未能帶給德國真正的崛起和復興，反而導致了歐洲諸國聯合起來圍堵其出路的後果。尤其是德國試圖通過建立一支龐大的、極具威脅的海軍時，奉行歐洲均勢外交原則的英國則出手扶持法國以對付德國。克勞曾說：“德國打造一支盡可能強大的海軍顯然是明智之舉。”但一旦德國取得海上優勢，無論其意圖為何，都將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
在基辛格看來，德國之所以遭受一戰、二戰的打擊，是盲目追求霸權的最終後果。一百年後，中國同樣遇到這個問題，不過對手已經變成了與英國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美國。
如果說中國和美國的戰略思想和實踐處於不同的時間坐標上，那中國就應該實事求是地以該時間坐標上的政治任務作為戰略出發點。在基辛格看來，以《中國不高興》一書為代表的中國“必勝主義者”們，無視中國國內政治的細節，如果聽之任之，將會顯然讓美國對中國在亞洲既定秩序內的容忍度降低，最終失卻雙方的政治互信。
儘管基辛格就此提出了基於歷史和現實思考的解決模式：中美太平洋共同體。但他以康德《永久和平論》來結束這本《論中國》則顯得意味深長：永久和平的到來要麼基於人類的洞察力，也就是對雙方及世界利益的高瞻遠矚和期許，要麼是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張偉 四川國金律師事務所律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