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改變一種命運
不過，儘管上至蔣公，下至陳誠、尹仲容等，皆知曉不改革不行，而且一旦確定改革，意志堅定，力度不減，然而1950年代初的台灣總體上仍然處於統制經濟模式之下，公營企業占據台灣經濟絕對主導。統治集團在經濟思想上仍然嚴格遵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其核心原則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在四大家族時代，所謂國家資本主要是官僚資本和家族資本，即便到了台灣，這一格局亦未有大的變動。
在經濟思想未取得突破的條件下，早期改革主要是從對大陸失敗的直接反思出發的，聚焦於三個重要但並非直接經濟相關的改革領域：黨務改革、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黨務改革是為了甩掉舊的黨國政治架構包袱，以“中央改造委員會”統攝權力，輕裝上陣。土地改革是吸取大陸農村失敗教訓，以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三個階段實現了台灣佃農的經濟解放。地方自治既是兌現孫中山《建國大綱》中的固有步驟及1947憲法條款，亦是與中共展開民主競爭。岱君尤其細致考察了蔣公日記中關於第一次台中市長普選干預的插曲，表明威權自我節制對於民主轉型的特殊意義。
當然，這些基礎性條件十分重要，作為經濟改革總設計師的尹仲容先生的歷史功績亦不容忽視。台灣著名政治學家朱雲漢教授在本書序言中稱尹先生為台灣經濟發展頭號功臣。不過，即便是這位銳意改革的經濟幹臣，在經濟思想上亦並非先知先覺。正在台灣經濟改革艱難前行之際，尹仲容與蔣碩傑1952年的會面及後者的贈書帶來了台灣經濟思想的突破。彼時，尹仲容主持的“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正因職權擴張過大而面臨裁撤風險，如何轉進尚無思路。蔣碩傑是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也是自由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入室弟子。蔣碩傑觀察到台灣經濟改革的需要和態勢，有意向主持改革的尹仲容“傳道授業解惑”，但初次會面難如預期，不歡而散。蔣碩傑在失望之餘還是臨別贈送了詹姆斯·米德的《計劃與價格機制》給尹仲容。奇跡發生了，尹仲容大為激賞，從此確立自由經濟的根本觀念，並延聘蔣碩傑擔任特別財經顧問。也是在該書的啟發下，尹仲容逐步成為台灣經濟改革中民營化和自由化的代言人，並實際影響了台灣當局的關鍵性經濟決策。“尹蔣會”成為台灣乃至於世界經濟學界的一段佳話。
在經濟思想取得突破的條件下，對民生的理解不再簡單局限於“國家資本”優先的僵化教條之下，而是確立了“私人資本”與民生福利之間的正相關性。這一經濟思想從哈耶克那裡曲折轉道其弟子蔣碩傑而影響到台灣改革當局，但基本原理更可追溯到奠定現代自由經濟學基礎的亞當·斯密那裡。《國富論》譯名有所偏差，不少研究者已指出應譯為《民富論》。市場經濟是更有效率的“藏富於民”之道，這是現代經濟的一個基礎性共識。然而，在對國父遺教的僵化理解以及黨國官僚資本的強力封堵之下，台灣的市場化改革之路從思想到政策再到完備的制度架構之轉變，委實不易。
思想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台灣經濟轉型還需要經歷三次重大辯論：第一次辯論的主題是計劃經濟還是自由經濟，結果是民營化取向獲得肯定；第二次辯論的主題是如何推動外匯貿易改革，結果是打破了政府的外貿管制；第三次辯論的主題是如何在外貿改革之後開展綜合改革，以確立更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在美援斷絕的條件下形成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結果是引發了台灣的一場全面的社會革新運動。
米德的書不是最經典的自由經濟學著作，但卻是台灣經濟思想突破的催化劑。由此可見歷史進程中觀念解放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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