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思想根源上說，近代中日之間的衝突，是因為原本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崩塌之後，雖然名義上引入“各國一律平等”的西方條約體系，但實際上日本卻孜孜以求想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以至於造成種種板塊結構性碰撞。只是在最初，東亞的局面是在“門戶開放”原則上，列強彼此牽制而“利益均沾”，維持一個相對平衡的局面。甲午戰爭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便是典型事例，日本不得不在法德俄的聯手干預下吐出原本已經吞下的遼東半島；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談判中，日本人也不得不顧忌英美，被迫接受和平談判的條件（包括不得向俄國索要戰爭賠款）。此外由於一心怕被歐洲人視為“不文明國家”，日本在當時至少有所避忌，在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中，日軍占八國聯軍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強，但其軍紀卻比俄軍等好得多。
當時膨脹的日本雖只得顧忌列強，但對此不免耿耿於懷——“三國干涉還遼”後日本便將俄國設為假想敵，最終引起1905年的日俄戰爭；而英美日本和談，又使日本人喊出“英美鬼畜”，並在1907年的《帝國國防方針》中以俄、美、法為假想敵，種下珍珠港事變的種子。對東亞局勢來說，重要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自此歐洲列強勢力退潮，東亞在一段時間內變成日美兩強爭奪勢力範圍的局面，兩國關係也隨之更加緊張。鄒讜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中認為，一戰後遠東日美對立支配局勢，是一個“根本變化”的力量組合，美國得以“公開實行它的遠東政策”，而不必像以前那樣擔心遭到列強的反對——但日本也是如此，結果這種對立的加深必然帶來均勢的崩潰。日本從一戰中獲得巨大的好處，一戰對它而言簡直是“天佑”的。列強退出中國留下的權力真空，使得日本“旁若無人地向那裡出現的空白擴張其權益”（升味准之輔《日本政治史》）。完全可以設想，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不可能採取獨佔中國的方案，那必定要遭到列強的瘋狂反對——並非偶然的是，在一戰爆發僅半年後的1915年初，日本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實際上，英法等國害怕日本參戰會趁機奪取歐洲列強在東亞的殖民地，特別害怕日本在中國取得主導性的優勢地位，在當時並不歡迎日本參戰。1890年代末，在歐洲列強對華大肆擴張利益時，日本的表現一般來說是相當溫和與克制的，至少顧忌列強的反應，但現在，它覺得可以放手大幹了。
最終，也正是這種“放手大幹”，讓日本走上了滅亡之路。在一戰中，日本判定歐洲列強無暇東顧，而大肆攫取在華利益；到1940—1941年，也正因法國淪陷和德國入侵蘇聯，使日本上下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進而決定冒險擴大戰爭。但它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制定了三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占領中國，擊敗美國，抗拒蘇聯。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在首都和大片國土淪陷四年之久後，直到珍珠港事變兩天之後的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對日宣戰。日本此前也並不將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稱為“戰爭”，而只說是“事變”，似乎只是一次警察行動，也未正式宣戰——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按國際法規定，如果是戰爭，中日都將無法得到英美等國輸入的軍需物資。不論如何，關鍵在於：日本雖然在軍事上節節獲勝，但卻無法達到其政治上的目的——迫使中國投降或接受談判條件。這場戰爭久拖不決，在持久戰的過程中，狀況終於對中國越來越有利。
抗日戰爭在中國的記憶中，主要是由陸軍進行的——不論是正面戰場的國軍、敵後戰場的游擊隊，還是滇緬遠征軍，但理應指出的是，這場戰爭也暴露出在對日戰爭中，喪失制海權制空權後將是何等艱苦。從歷史來看，歷次中日戰爭有一個規律：能奪得制海權者勝。唐朝白村江之戰、明末壬辰戰爭，中國兩次戰勝日本，都因日本海軍慘敗；而蒙元和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是因為“神風”使蒙古艦船覆滅，以及北洋海軍被擊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終慘敗，其實也須歸結為它的聯合艦隊遭到了美軍的毀滅性打擊。作為一個島國，如果喪失了制海權和制空權，則日本不僅無法跨越大片水面向外投送兵力，甚至連保護本土不受攻擊都會成問題。從軍事上說，一支強大的海軍和空軍，是中國避免重蹈這一歷史悲劇的最好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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