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私保護方面，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被普遍執行，美《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等州層面隱私立法試點鋪開，蘋果公司從硬件層面賦權用戶關閉廣告追蹤功能，臉書關停人臉識別功能。
平台責任方面，歐洲多國立法將平台從“有條件的中介責任”上升至“直接對平台上非法內容負責”，從傳統的“通知－删除”走向鼓勵平台承擔“法定謹慎義務”。
公平競爭方面，歐盟以《數字市場法案》（草案）彰顯反壟斷決心，試圖以高門檻“守門人”規範來改變美數字巨頭“贏者通吃”局面；韓國立法要求蘋果、谷歌開放應用商店支付渠道；亞馬遜自營商品自我優待被置於聚光燈下審查。
數字收益方面，全球最低公司稅率談判推進，總部經濟避稅模式被挑戰，澳洲《媒體議價法》推行，社交廣告收益分布更為均衡。總的來看，雖然美聯邦層面數字治理落後，但全球布局的矽穀數字巨頭正告別“野蠻增長”，產業與治理博弈常態化，對抗烈度下降。
（二）國際數字治理將在集團化與全球化之間搖擺
早在特朗普時期，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美國智庫便基於大國博弈等現實主義視角，呼呼美日、美歐加強科技與數字政策合作，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技術全球主義”，實質是要爭奪國際技術與數字貿易規則的領導權，構築市場准入和技術壁壘，排除中國等國參與規則制定。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做派讓盟友間合作困難，但美國仍對外達成了《美墨加協定》和美日數字貿易協定，且均體現了為矽穀保駕護航的產業訴求，如230條款精神在《美墨加協定》中得到彰顯，數據跨境自由在美日數字貿易協定中得到確認。相比於特朗普，拜登政府更重視維護與歐盟、亞太地區的聯繫，與歐洲建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在美日印澳四方同盟（Quad）下設“關鍵和新興技術工作小組”，價值觀先行，突出意識形態敘事，試圖組建“去中國化”的技術、供應鏈與數字治理小團體、小集團。
就短期看，拜登政府“合縱連橫”或許熱鬧，小團體也初具規模，但若從長期看：一方面，拜登政府拉攏組建的小集團內部也非鐵板一塊，印度等國對於數據本地化有所堅持，而《全面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等多邊體系下的多數國家，也越來越重視數字主權，對數字大國的贏者通吃衝動有著天生的警覺，科技與數字“民主聯合體”難免雷聲大雨點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