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歐數字治理的啟發
數字治理一直在兩個不同的維度被談論，一個是法律與政治維度，一個是商業與現實維度。需要防止基於單一維度去看待國際數字治理，當討論治理的技術與細節同時，不妨帶上產業發展與國家間競爭的視角。
事實上，即便美國聯邦層面數字立法困難，但巨頭們的邏輯並不只是“抓住立法真空期野蠻生長”。在隱私、平台責任等領域，巨頭們反而期待聯邦立法明確合規路徑，也防止各州自行其是造成市場割裂、抬升合規成本，並為後來者澆築高准入門檻。
再如，即便號稱從人的基本權利視角出發建構數字監管體系的歐洲，其治理理念中也日益摻雜進了復興歐洲經濟的使命，且與工業戰略、氣候戰略交錯並行，目標及實施路徑多元，內在衝突頻仍，遠非《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或歐盟競爭事務執委維斯塔格的反壟斷大棒所能概括：既倡導自由開放的歐洲生活方式，同時追求威斯特伐利亞式的數字主權；既謀求以數字政策復興歐洲經濟，又過度節制數據開發應用；既分行業甚至針對特定公司實施帶有反壟斷意味的競爭審查，又以保護主義的姿態扶持本土產業。
過去五年，在法律與政治層面，大西洋兩岸治理動作不斷，或真或假，有得有失。在商業與現實層面，蘋果、臉書、亞馬遜、谷歌、微軟五大巨頭市值實現了2－5倍的增長，強監管壓力下，臉書依然提出元宇宙概念。而在中美之間，儘管有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和疫情阻隔，但中國對美跨境電商出口卻展露出從未有過的生機和活力。隨著疫情持續，傳統行業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用戶線上工作、消費習慣不斷固化，全球範圍內數字經濟逆勢增長的勢頭不會改變。在數字治理的新常態中，發展將重新成為主邏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