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幾年美國和歐洲面臨的主要問題，將是由需求不振導致的經濟產出不足。任何措施都不能像需求的提振以及由此帶來的收入、生活水準、以及對於制度和未來前景的信心的提升那樣，提升所有公民的收入——無論是窮人、中產階級還是富人。
然而，如果認為我們的問題只是周期性的，或者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宏觀經濟手段解決，那將大錯特錯。就像農耕經濟向工業經濟的演變會對幾乎所有的社會制度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一樣，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演變也會產生類似的影響。無論今後出現什麼樣的經濟復甦，“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就出現的種種趨勢都將伴隨我們很久。
這些趨勢中最重要的是：市場帶給少部分人的回報，與大多數人的所得相比，差距有所拉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的一份研究顯示，剔除通脹因素後，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在1979年到2007年間增長了275%。而同期中產階級的收入僅增長了40%。即使是這個令人沮喪的數字，也對一般美國人的處境有所美化，因為無法找到工作或放棄尋找工作的人數也增加了。1965年，25歲至54歲的男性公民中，只有二十分之一沒有工作，而到2020年底，即使周期性經濟復甦來臨，這個比例也可能會達到六分之一。
一些人對這種趨勢不以為意，要麼就是支持大幅削減高收入人群稅收的政策，他們聲稱，只要在有生之年和跨代的社會流動仍然存在，這種暫時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可現實是，這兩種社會流動都很少見。終身收入的差異僅略低於年收入的差異。而根據現有的最權威信息，以全球標準衡量，美國的代際社會流動現在並不好，很可能是第一次不再呈現改善勢頭。權且用一項統計數字說明，美國大學裡，來自收入最低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所占比例，與上一代人相比已有所下降，而來自最富裕家庭的比例則提高了。
為什麼位於社會頂部的1%人口，境況會比其他人好那麼多？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為攝影技術帶來革命性創新之後，不僅自己揚名立萬，還因為他需要大量美國民眾幫助他實現設想，而讓羅切斯特市的中產階級延續了兩代人的繁榮。相比之下，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為個人電腦帶來了革命性的創新，他和蘋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東們都獲得了巨大的回報，然而流向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卻少很多。一個原因是生產外包，另一個原因是電腦和軟件的生產並不需要特別高的勞動密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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